20世纪90年代，美国犯罪率的迅速下降，引发了众人对导致该现象原因的探讨，一度场面可谓是众说纷纭。《魔鬼经济学》的作者，就当时社会比较热门的几大原因作了分析。阅读总要留点痕迹，我便闲来无事写了“离奇下降的犯罪率1”，核心在于研究作者的分析逻辑，说白了是找茬。本篇，我则是阐述作者就堕胎和犯罪率之间关系的分析逻辑，并做一些自己的延伸。
作者多角度分析了堕胎合法化与犯罪率下降的关系。1973年“罗诉韦德案”宣判堕胎合法化，普及全美，随之受益的是未婚先孕、未成年怀孕或穷困潦倒的女性。首先从心理角度，一个没有足够经济水平、教育水平和心理条件来抚养孩子的母亲，带给孩子的大概率会是贫困的生活、劣质的教育环境和缺爱甚至单亲的家庭环境，由此相较于正常家庭的孩子，这些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性更高。
而为了印证堕胎和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先是对比了两组数据，一组是在“罗诉韦德案”的两年前就实行堕胎合法化的五个州（纽约、加利福尼亚、华盛顿、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另一组是在“罗诉韦德案”之后实行堕胎合法化的其他45个州和克伦比亚特区。1988年起，提前实现合法化的五个州，其暴力犯罪率的降幅比其他州要高许多，凶杀案发率降幅也更高。
另外，堕胎率和犯罪率之间也存在着对应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堕胎率最高的几个州，其在90年代的犯罪率降幅也是最大的，反之较小。自1985年以来，相较于堕胎率较低的州，堕胎率较高的州犯罪率降幅为30%。而在80年代末（出生于堕胎合法化后的第一代儿童迈入犯罪黄金期之时）之前，各州堕胎率和犯罪率之间并无关联。由此可见，“罗诉韦德案”的确是造成犯罪率由升转降的分水岭。
以上观点，暂且不论数据来源，但作者印证想法的逻辑是多维度的。以“堕胎合法化”这个先决条件的实施时间为轴，也就是以“罗诉韦德案”作为节点，进而对比五州和其他州的犯罪率降幅情况；以时间为纵轴，对比堕胎率和犯罪率降幅之间的关系，以及此堕胎合法化之前是否有这样的数据关联。
在现实生活或工作中，我们习惯于印证相同或相近维度（时间或地点）下，各个条件之间的关系，而要跨越较长的时间，去联系两个看似毫无联系的因素并分析其相关关系，是一件超出习惯的事。毕竟谁能想到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竟能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同时，在印证自己的想法时，容易迷失在单纬度的实验里，缺少多维度印证的习惯或勇气。有时候不去限制思维的跳跃，偶尔放纵自己浮想联翩，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