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初，我在医院出生。但我的降临没有给父亲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在已经有了姐姐的家庭里，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里，我不是众人期望中的男孩。

1995年，计划生育政策正在人口大量过剩的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进行着。平均每天有多少还未见世就已经在腹中夭折的孩子，就有多少无助痛苦、饱受丧子之痛的母亲。而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一个。

这一年，父亲母亲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但是为了能有一个儿子，好在封建思想严重的农村里“传宗接代”，他们在有了两个女孩且生活贫困的情况下还是决定躲避计划生育把孩子生下来。那时候父亲在鞋厂打工，母亲便随着父亲外出，平日就躲避在一个废弃的小房子里。一日三餐母亲也不敢见人，父亲只能通过窗户把饭递给母亲。母亲就这样在小破屋里好不容易熬到弟弟七个多月大，原以为这样再过两个多月就可以让他平安出生。

但事与愿违，天不遂人愿。计生办收到了来自邻居的举报信，在家里种田的爷爷被抓到监狱里去了。至于无冤无仇的邻居为何要举报，还得从姑姑说起。当年姑姑和邻居的阿宏都是高中毕业生，被分配到乡镇里去担任一官半职。姑姑门路好先一步晋升，就这么引起了阿宏的妻子珍儿的嫉妒。珍儿一得知我母亲躲避计生在外，便连夜写了举报信。收到举报信的计生办到乡下的家里抓人，没抓到父亲母亲，就把爷爷送进了监狱。

我的爷爷在当时也算是一个读书人，50来岁，并且担任村里的队长。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每天起的特别早，拿着扩音器站在门口通知村里的各项事宜。可就是因为这股书生气，加上父亲年少的叛逆，姑姑的社会关系，使得爷爷不愿意替父亲母亲承受牢狱之灾。爷爷在狱中不断地哭诉，并要求姑姑动用社会关系去保释他。姑姑听了爷爷的话去保释，但这一保释，也让她面临着被革职的处境。

这回哭诉的人换成了姑姑。她找到了父亲所在的鞋厂，哭着求父亲让母亲主动出来把孩子打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她在政府的工作。父亲面对姑姑的哭诉，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为了把孩子生下来吃尽了苦头的母亲和她腹中七个月大的孩子，另一方面又是受到自己牵连即将被革职的姑姑。丈夫、父亲和弟弟三个角色，父亲一夜没睡，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毕竟那是一条宝贵的生命，是自己的亲生骨肉。

正当父亲还在为难之时，第二天姑姑又找到了父亲。这一次在姑姑的哀求下，父亲心软了。他试图说服母亲放弃这个孩子。没有什么比保护自己的孩子更加重要，作为一个母亲，她做不到：“不可能，我不愿意，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肉啊！我们已经逃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熬过这七个月的！”母亲坐在小破屋的地板上哭泣着，长期的营养不良让她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

父亲低着头回到出租屋里，等待着他的是姑姑期盼的眼神。“还是不愿意吗？你告诉她，只要她愿意出来把孩子打掉，保住我的工作，我以后一定尽我所能让你们有机会再生一个。我发誓！”父亲把姑姑的话传达给了母亲。“毕竟她也是受到我们的牵连，这次不然就先出来打掉吧，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再生一个的。”父亲这样劝母亲。“这可是你说的，既然你连自己的骨肉都不要，你别后悔。”母亲强忍着悲伤。因为有了“以后再生”的希望，父亲又已经决定不要自己的孩子了，母亲一边心灰意冷一边在父亲的掺扶下走出待了好几个月的小破屋。随即她被送往医院，流着泪让医院的医生拿掉了她拼命维护的孩子。“哇”，孩子哭了一声，被装进塑料袋并丢进了垃圾桶。那一声惨叫，叫碎了母亲的心。“孩子，不是妈妈不要你，是这个世界容不下你。如果有来生，你一定要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妈妈永远爱你。”这是母亲后来告诉我她躺在病床上所想的，我听着，心也跟着碎了。

打完孩子以后，母亲身体更加虚弱，姑姑也如愿保住了自己的工作。

在那个年代，母亲拥有一份缝衣服的手艺。出院第二天，父亲从别处听说了一份母亲可以做的手艺工作。如果不去，工作很快会被别人抢走。于是为了生计，母亲忍着打胎留在身体里的巨痛，每天由父亲接送，在缝衣厂的某个角落里蜷缩着身体干活……

这就是母亲的1995年，对她来说灾难的一年。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姑姑兑现了承诺给了他们再生一个的机会，但是由于那次打胎的影响，她后来两次怀上孩子两次都流产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怀不上孩子。

直到现在，生活在农村并且有着封建思想的父亲母亲心里依然有着没有儿子的遗憾。不知道有多少个夜里，父亲陷入深深的自责。又不知多少个夜里，母亲的枕边被泪水沾湿。往事像一杯慢性毒药，在他们的血液里一点点地蔓延。

封建思想对底层劳动妇女身心的伤害，在那个年代几乎没有底线。有多少和我母亲一样的劳动妇女在那个年代只是生育的工具，又有多少家庭像我的父亲母亲一样至今仍饱受重男轻女思想的折磨。这样的折磨，要么是来自他人的蔑视和嘲笑，要么是为得一子连续不断生育而带来的生养压力，而这些折磨，都是旧社会人类无知和愚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