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约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江苏淮安人。明代小说家。他创作的《西游记》，是中国神魔小说的巅峰之作，也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他塑造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僧，成了中国人最熟悉的文学形象。然而，他一生科举失意，直到四十多岁才补了个贡生，六十多岁才当上浙江长兴县丞，不久就辞官归隐。他生前穷困潦倒，去世时连像样的葬礼都没有。《西游记》在他生前没有出版，直到他去世后多年，才被书商刻印流传。
约弘治十三年（1500年），吴承恩出生在江苏淮安一个由商人转型为小官吏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是个老实本分的商人，开过布店，也做过小官，但家境一直不富裕。吴锐年轻时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野史”——那些正经读书人瞧不起的神怪故事、传奇小说。他把这些书藏在柜子里，闲暇时拿出来翻翻，算是“过瘾”。
吴承恩从小就受父亲的影响。他父亲的书柜，成了他的“宝库”。
吴承恩读书很用功。他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在同龄人中算是早的。他的文章写得很好，当地官员看了他的卷子，说“此子他日当有大名”。但吴承恩和别的读书人不太一样——他不喜欢八股文，不喜欢死记硬背，却对“故事”有一种天然的痴迷。
他喜欢听人说书。淮安是运河重镇，南来北往的商船、客船在这里停靠，说书人聚集在茶馆、书场里，讲各种故事。吴承恩挤在人堆里，一蹲就是大半天。他听三国、听水浒、听神仙鬼怪，听得眼睛发亮。他后来写《西游记》，里面的很多“细节”——比如妖怪的出场、打斗的场面、对话的语气——都是从说书人那里“偷”来的。
但他还是得走科举的路。他父亲希望他考中举人、进士，光宗耀祖。吴承恩也考，但他心里清楚——他的心思不在八股文里，而在那些“天马行空”的故事里。
从嘉靖年间到隆庆年间，吴承恩先后参加过多次乡试，但一次次落榜。他的朋友一个个考中了举人、进士，做了官，而他还是个“老秀才”。
最让他难受的，不是落榜本身，而是那种“被时代抛弃”的感觉。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文人的聚会，席间有人问他：“吴兄，你今年又考了吗？”吴承恩说：“考了。”那人又问：“中了吗？”吴承恩摇了摇头。那人笑了笑，说：“吴兄的文章，我是看过的。写得好，但太‘野’了。科场不喜欢‘野’的文章。”吴承恩听了，没有说话，只是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科举失意，但他没有消沉。他开始把精力投入到两件事上：一是收集整理民间故事，二是写书。
他走遍了淮安的茶楼、酒馆、书场，听人说书，记录故事。他和说书人、卖艺人交朋友，向他们请教故事的“讲法”。他整理了不少民间故事，有些后来被他写进了《西游记》。他还在当地收集了大量的方志、碑文、传说，为写书做准备。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吴承恩大约五十岁。这一年，他终于补了个“贡生”——这是科举制度给老秀才的一种“安慰奖”，有了贡生的身份，就可以做官了。但吴承恩没有急着去做官。他去了北京，在国子监读了几年书，然后回到淮安，继续写他的书。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吴承恩大约六十六岁。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浙江长兴县丞。县丞是知县的副手，管粮务、水利、捕盗等事，是个从八品的小官。但吴承恩没有嫌弃，他带着简单的行囊，去了长兴。
但吴承恩在长兴只做了一两年县丞，就辞官了。为什么？因为他不喜欢官场的“规矩”。他不会拍马屁，不会应酬，不会“来事”。他的上司觉得他“迂”，他的同僚觉得他“怪”。有一次，上司让他去办一件“不合规矩”的事，他拒绝了，说：“我是县丞，不是衙役。”上司冷笑了一声，说：“那你这个县丞，也不用做了。”
吴承恩没有争辩，他递上了辞呈。他回到淮安，从此再也没有做过官。
辞官后，吴承恩回到了淮安。他住在老屋里，过着清贫的生活。他没有俸禄，没有固定收入，全靠变卖祖产和亲友接济度日。但他觉得比在官场里自在。
他把余生都花在了一件事上——写《西游记》。
他写《西游记》，不是“凭空编造”。他参考了大量的资料：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宋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还有各种关于“猴精”“猿猴”的传说。但他没有“照搬”这些资料——他把它们“打碎”，用自己的方式“重写”。
他写得很慢。从嘉靖末年到万历初年，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年。全书一百回，约八十二万字，从孙悟空的出世写到取经成功，时间跨度几百年，涉及人物数百个，事件数百件。
他写完《西游记》后，书稿没有立即刻印。他把书稿交给了书坊，书坊又找了人刻版。但直到他去世后多年，《西游记》才正式刻印出版。这时，吴承恩已经去世了。
吴承恩去世后，他的书稿散失了不少。但《西游记》被书坊刻印，流传了下来。今天，任何一个研究中国小说史的人，都绕不开吴承恩。
“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