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之苦：沙地载鲜花的留学生涯
她怕的事很多，怕打针，怕进理发店，怕牙医的椅子，最怕的却是考试。
她明明在国内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偶然出国访学后，却认为应该系统的学习写作，清零了自己的成就。
第一要紧事：就是考试。
1988年，为了过语言关，成功申请到学校，她从最基础的ABC开始学，除了睡觉，吃饭、走路、坐在自行车上都在背单词。
在所有人都在等看笑话，但是她只用了一年半，考到托福577的高分。
苦尽甘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美国是不认天才的，即便她成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写作系，一百多年来唯一的外国学生。
而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情况是，她财务状况的“赤贫”。
每天要跑几个街区去上学，课余时间还要打工，为了生计，她当服务员、保姆、模特。
怕在电梯这种密闭空间被同学闻到汗味和市井饭菜味，她选择了没什么人走的楼梯，一边走一边从容的梳头，或是把头梳出从容来。
为了减少房租，她会偷偷帮牧师夫妇做一些不显眼的事，如打扫卫生和熨烫衣物。一条白色底裤可以洗出它加工前的米黄底色。
就这样的工作强度，晚上回到房间还要读60余页的英文功课。
初到美国一切都很敏感，她用“裸露”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像是将自己连根拔起，移到了一片新土壤上栽植。
新移民在生存和精神层面都是无所依托的断裂状态，似乎都是客籍,如纳博科夫所说,处处有家,又处处无家。
为了养活自己，她开始精准的投稿。《少女小渔》和《人寰》均在台湾获奖，她得到一笔不小的奖金，日子总算好过一些。
陈冲有一次来她们家，那时候正赶着写《天浴》剧本，忙的焦头烂额，但是她依旧把家里打理的有条不紊。
陈冲说：“你们当作家的，猫三日狗三日得了，天天这样约束自己，何苦。”
严歌苓较真的反驳：“你要是爱你的丈夫，就不能吃得走形，不能肌肉松懈，不能脸容憔悴，这是爱的纪律，否则是对他的不尊重，对爱的不尊重。”
她对自己永远那么严苛，她不相信什么奇迹，一切的获得都是努力得到的。仿佛只有在精神上做个苦行僧，才把命运攥得在自己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