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锁上局长室的门时，青铜钥匙在锁孔里发出轻微的叹息。我下意识抚上胸口，那里别着的老式钢笔突然滚烫起来——九年前老局长移交工作时，这支笔就躺在泛黄的笔记本上，笔帽还沾着他常年抽旱烟留下的淡淡焦油味。
“张局，车来了。”小郭的声音在走廊尽头荡开回声。年轻人总爱把皮鞋踩得响亮，不像老周那双磨得发白的布鞋，三十年如一日地丈量着文化局的大理石地面。我弯腰抱起纸箱，几片梧桐叶从半开的窗户溜进来，正落在“华夏奇石博物馆竣工图”的卷轴上。
“听说您把答辩方案锁进档案室了？”赵副市长像片影子似的飘进来，定制西装的袖口闪着铂金袖扣的冷光。他总能把质问说得像闲谈，就像三年前那个暴雨夜，他把博物馆的钥匙拍在我办公桌上时，说的是“老张啊，这烂摊子非你莫属。”
“纸箱突然倾斜，370枚红手印从信访材料里涌出来，在夕阳里烧成一片火海。那是2016年冬至，老放映员们呵出的白雾凝在信访局玻璃上，李全德布满冻疮的手抖得握不住搪瓷缸：“张局，我们这些老骨头就想听句准话......”后来省局领导握着我手说“处理典范”时，我衣襟上还沾着他咳出的血丝。
电梯在五楼卡了足足十秒，钢丝绳摩擦声让我想起豫剧团荒废的吊杆。那年我带着绑过炸弹的老吴翻遍十八个乡镇找老戏服，他总把雷管藏在装胭脂的樟木箱里。上月他捧回“五个一工程”奖杯时，奖杯底座刻着“赠刘老板”——当年举着雷管要同归于尽的人，如今成了梨园行的“角儿”。
“您的花！”老李追到旋转门边，怀里的君子兰叶片上凝着夜露。这株从文广新局跟到文广旅体局的植物，见过我太多秘密：凌晨三点的应急预案，被市长驳回七次的拨款申请，还有藏在花盆底下的绝交书——那人搬走那天，撕碎的合照碎片在叶片间闪了整整一季。
新图书馆的玻璃幕墙把夕阳折成七彩光带，十年前我在这片废墟上清点古籍时，发现北宋刻本里夹着张粮票。现在孩子们踩着我的线装书奔跑，那些朱砂批注化作地板上蜿蜒的红漆指引线。省厅领导当年说得对，我确实把家底搬空了，连父亲留给我的《牡丹亭》乾隆本都嵌进了戏曲博物馆的展柜。
手机震动惊落一滴墨，省艺术基金会的通知在屏幕上洇开。半年前答辩会上，我戴着老花镜念豫剧传承方案，台下有人说“这局长该去天桥说书”。他们不知道，我确实在文化宫门口摆过摊——二十岁那年揣着《文心雕龙》手抄本，五毛钱一段给人讲“神思篇”。
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木门吱呀作响，霉味里混着熟悉的沉香味。展开交接清单时，夹在笔记本里的剪报飘然而落。2018年文化表彰会照片上，“但行好事”的标语鲜艳如血，我身后接受锦旗的小姑娘，现在已是市非遗中心主任。她当时悄悄问我：“张局，文化这碗饭，吃得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