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人称荆川先生，明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官輪林院集修。后以郎中视师浙江，破海寇有功，握右金都御史、代凤阳巡抗。他是明代中叶虚要的散文家，与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反对当时文坛的复古主义倾向，主张学习唐、宋，因此被称为“唐宋派”。
信陵君：魏无忌，战国时瑰国贵族。魏昭王少子，魏安釐王异母弟，封信陵君。任魏相，有食客三千人。
平原君：即赵胜，战国时赵国贵族，惠文王之弟，封于东武城，任赵相，有食客数干人。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
此文针对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一历史事件展开论述，其核心观点在于：信陵君之罪不在窃取兵符的行为本身，而在于其心中无视魏王权威，救赵之举并非出于国家大义，实为姻亲之私（平原君）所驱使，属权臣结党营私；同时亦指出魏王因宠信如姬而疏于职守，导致君权旁落。全文通过层层剖析，既深刻批判了臣下目无君主、植党营私的擅权行为，也申明了君主集权的重要性，旨在警示后世以此为鉴。文章构思严谨，驳论开篇，立论清晰，论述缜密，展现了作者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犀利的论辩风格。
文章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作者从客观效果出发，对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行为给予了肯定。文章开头两句话单独成段，直接提出了与他人不同的看法。其中“未足以”三字的运用尤为恰当，体现出作者的态度，既非全盘肯定，也非全面否定，而是主张进行客观分析。相较于“论者”的观点，这种表述避免了片面与绝对。随后，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强秦带来的灾祸危机及当时的局势，最终归纳得出：信陵君“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兵以分六国之灾”。结尾以反问句“夫奚不可者”总结，既清晰地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又与前文未足以”形成呼应。
第二部分：所谓“未足以”，即信陵君并非全无过失，因此作者在文章第二部分着重强调其窃符行为的思想根源存在偏差。“余所诛者，信陵君之心也”一句，明确表达了作者对其行为的批判态度。“窃符"与"求符"的本质差异，正在于思想层面忽视了魏王的权威地位。这一论述重点并非一次性铺陈完毕，而是先简要点明核心，随后转换论述角度，直接指出信陵君急于援救赵国的根本动机，在于与赵国平原君的亲属关系，“使祸不在赵….信陵亦必不救”。据《史记.魏公子列传》记载：平原君曾责备信陵君：“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这让信陵君颇为忧虑。由此可见，作者的假设推论是有依据的。为维护私人交情而违背君主意志，擅自动用国家军事力量，这难道不是“知有信陵，不知有王”？
第三部分：作者基于主观视角阐述应对之策：面对赵国求救之事，参与其事的三人都应尽力劝说魏王，认为“王必悟矣”。前文已指出不可行的做法，此处说明正确方向，正反对照间使核心观点更显清晰。继而以“何为计不出此”设问，再次强调“知有公子，不知有王”的问题本质。随后列举穰侯、虞卿的事例，进一步揭示其中利害一一若任由此风蔓延，君主终将沦为徒有其表的“赘旒”，失去实际权柄。这一比喻具有鲜明警示作用，能让意识到君权旁落的统治者警醒，文章也由此达到论述的高潮。
第四部分：文末针对魏王、信陵君、如姬等人给出了客观中肯的评价，并援引《春秋》作为参照依据，指出对那些对君主失敬的臣子、丧失权柄的君主而言，应当以此为鉴戒，借历史为镜鉴，便能明了国家兴衰的规律。
全篇心系社，立论堂堂正正。妙用抑扬之法，剖析步步为营，论证环环相扣，宛若当庭雄辩。文气沛然奔涌，架构严谨无隙。内涵丰赡，语言质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