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雪，山野素裹，万物静穆，河流冰封。
两天了，她静静地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原本瘦削的身躯，这时只剩下一把枯骨。色彩艳丽的寿衣虽然没有系扣完整，但已层层叠叠套在身上。地下不时有人影晃动，大家都尽可能把脚步放得很轻，生怕打扰到她。生命如一盏寒夜里摇曳在冷风中的油灯，随时都会被扑灭。
她气若游丝，女儿给她端来了一小碗面条，只喂了两口，她便开始呕吐，但没有力气完全吐出来。女儿又不甘心地给她冲了一包芝麻糊，也是只喂进去了一小勺。她的胸脯开始剧烈地起伏着，嗓子里发出“呼呼”的声音，慢慢的，她的眼睛开始往上翻，已经散光了的瞳孔，不知是否还看得见自己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她不动了。女儿开始放声大哭，在这撕心裂肺的哭声里，她却连一根手指也不再动一下，她也没有因为怜惜孩子而睁眼再多看一眼。她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走了，没人知道她撒手人寰时到底在想什么，也没人知道她是否为自己的一生而后悔过。邻居们开始七手八脚地为她整理衣服，不知谁找来一匹白布，紧紧地裹住她胀圆的肚子。新盖的堂屋中央架起了一块木板，铺着一层薄薄的麦草，大家小心翼翼地把她从炕上抬至木板上，按乡里的习俗，这就算“落草”了，接着有人拿一张黄纸遮住了她那张饱经沧桑的脸。许多人在悄悄地擦拭着眼角。她就这样走完了自己悲苦的一生，如冬季荒原里的一株无名草，经不住寒风的肆虐，终于衰败在寒冷的冰雪之下。
腊月的寒风依然刮过，天地之间阴冷无比，老天爷丧着脸，不为所动地看着这个凋落于寒冬腊月里的卑微的生灵。
三十年前，19岁的她穿着一身喜气的新娘服走进了这个家庭，嫁给了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年却始终不太会算账，说话结巴的男人。村子里的人们都来看新娘子，纷纷议论着漂亮，水灵的她怎么会嫁过来。她有一个好听的名字——荷花。和她的名字一样，她不光端庄，大方，而且性格温顺，善良。可能是因为她的名字好听，也可能因为她性格和善，大家从来都喜欢直呼其名，一直到她四十岁以后，大家仍然这样称呼她。受大人们的影响，小孩子们见到她也会脆生生地叫一声：“荷花——”，可从来没见她恼过，而且每次都响亮地“哦——”一声答应着。夏天时，她在门前的自留地里种了许多西红柿或者甜玉米，她每次答应小孩子们不恭的喊叫之后，还不忘摘一些给他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她，谁家的小孩子在巷子里找不到时，绝对在她家院子里能找到。
几年后，她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之后她的身体变得很单薄。她像中国很多农民一样，勤快地一天不落地在地里忙碌着，但所得的收入也只是维持着生计。男人老实，干活也不惜力气，所以常去村里的私人工程队当泥瓦工，但每到结算工资的时候，总是她去，她怕男人自己算不清工资，也数不清楚钱。有时男人去村口的商店买一盒烟，她也算好烟钱再给他，她怕别人欺负他，给他找错钱。为了这个家，她精心筹划着生活，但日子终是平平，为了让孩子们过好一点，她尽可能从自己身上节省着每一分钱。
农村的经济模式悄然发生了变化，几亩小麦根本满足不了生活所需，于是许多人家大胆尝试着改变种植模式，更多的经济作物代替了单一的小麦种植，这种改变的成果是显而易见的，两三年之后大家的经济状况明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于是，她也开始种菜。那时种的最多的是芹菜，每一茬都要放水，锄草，间苗，打药，这一番辛苦劳作之后才能铲、捆扎、清洗，最后拿去市场卖。农贸市场离村子有五公里，别家都已买了农用三轮车去市场卖菜或者由男人拉去市场卖，她却只能靠自己。
等菜长成的很多天她往往凌晨5点不到就拉着满满一人力车菜出门了，她怕出门太迟就赶不上菜贩子收菜了。这一去往往需要半天时间，常常要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回来。收获的季节里，大家都愿意犒劳自己一下，但她却连一碗最便宜的面片都舍不得吃，她总是在出门前带好自己烙的饼子。有一次邻居看到她拉着车子从巷子里进来时，摇摇摆摆的。问她怎么了，她说那天菜特别多，卖完已经很迟了，她有点头晕。邻居知道她肯定又没舍得买饭吃。可没过一会儿，她又一手拿着一块馍馍，一手拎着铲子在地里忙活着铲菜了，邻居实在看不过，给她端了一碗饭到地里，让她先吃饭，再帮她铲菜。
日子在这种辛苦劳作中一天天溜走了，两个孩子也一天天长大，生活慢慢好起来一些。她的女儿生得机灵，初三毕业之后到省城去打工。她的儿子的性格也随了她，但遗憾的是初中还没有毕业就辍学在家。
那段时间应该是她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了。女儿能带她去逛逛省城，还时不时给她买一件新衣服。但去她家的邻居都知道，她还是努力把日子过得很拮据。
随着儿子长大，可能考虑到儿子将来要娶媳妇，她又下定决心要盖新房子。盖房子的钱是她省吃俭用存下来的所有积蓄和从娘家几个哥哥家借来的。很快几间阔气的红砖瓦房坐落在原来那几间土屋的地基上，但取而代之的是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娘家母亲心疼她，有时也来给她帮忙，但没过两天就又生气地走了。因为男人当着丈母娘的面动辄张口就骂：“X你妈！”她只能凭着自己羸弱的身躯抗起生活的重担，但她似乎从来没有过抱怨，依旧脸上带着笑，不管邻居谁家忙不过来时，她都放下自家的活去帮忙。
借钱盖房子之后，日子又紧巴了。儿子也去外面打工了，她和男人依旧侍弄着那几亩庄稼地。可渐渐地即使中午不回家她也干不了多少活。她只是觉得胃胀得难受，顶得她蹲不下去。庄稼人眼里，自己的命也像脚下的这片黄土一样厚实。她如一株无人过问的无名草一样，没人关心她的脸色变得灰黄，她自己也从来不把这当回事。
女儿出嫁了，家里又少了一份收入。而她自己去地里几乎也干不了什么活，只能在家里干干力所能及的事。地里的庄稼被男人倒饬得收成越加不好。她开始时常往村口的私人诊所跑，每次都买几片止疼药，但不到疼得受不了时，她都挨着。女儿每次回来给她三五块钱，她也全拿来买药了。
当她第一次躺下起不来时，她的公公骂着儿子让带她去医院看病。住院一段时间回来后，她的气色好了一些，但精神头越来越差，村里有人传言说，她被查出来是肝硬化。她却给别人说，她得的是胃病。
四年前，她皈依佛门，成了俗家居士。她经常跟着各位年长的老奶奶去各个庙里或佛堂诵经，并时常放生。或许是她看到了生的希望。她的身体竟奇迹般地好转许多。
然而，老天并不垂怜她对生的渴望，临近十一月，她又病倒了。这一次，她躺在炕上起不来，儿子要带她去医院，她死活不肯，她说她经常去医院，别人会笑话的。其实谁都知道，她不是怕别人笑话，而是舍不得花钱，因为她的儿子还没有娶媳妇，她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儿子哭着求她，她却不为所动，儿子只好去找舅舅们来，她这才去医院。
但很快她又出院了。这一次出院后再没见她出过家门。邻居们去看望她时，她挣扎好久才能从炕上爬起来。医生告诉她女儿说是肝癌晚期，让准备后事。
没人知道她是否知道这一结果，但她却像深秋的那株尖细的秋草，挣扎着不想倒下。她还牵挂着她未成家的儿子和那个没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离开她却吃不上饭的男人。
可再坚韧的秋草也抵不过冬雪的肆虐，她最终还是在这个奇寒的冬天撇下她牵挂着的人离开了人世。
或许是为了弥补儿子一生对儿媳妇的亏欠吧，她公公给她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木，或许对苦难了一生的她来说，这是她这一生能带走的最后的奢华。在她的灵堂，许多人受不住这种凄凉和清寒，早早离开了。深夜，那盏长明灯昏黄的灯光在寒风中摇曳着，把周围家什的影子拉得更长，这拉长的阴影更增一份悲凉。她白发苍苍的公公把灵堂前的长明灯尽可能往亮拨一点，如果，真的有灵魂的话，希望她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路不太黑。
死亡对她来说，或许是最好的解脱，从此她可以摆脱这份苦难了，而且她再也不用担忧活着的人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她被葬在养活了她49年的黄土地中，一个鲜活的生灵变成了一个新拢起的坟头。她下葬的那天，天空阴冷无比，傍晚居然飘起了雪花。难道天地也会为一株卑微的无名草而动容？
愿仁厚的地母能庇佑所有苦难者的魂灵，让她们往生的路上不再历经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