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请了假。7点多孤身一人赶往医院排队挂号，没有找熟人，也不想麻烦任何人。没想到人会那么多，虽然上班才半个小时，此时过道上已站满了等待候诊的病号。过道上放了一张桌子，桌子旁边两名医护人员协助医生挂号。
尽管来得很早，但在我前面已有97个人，而我排在了98号。每次进十来个人，一拨人大约40来分钟，轮到我进的时候差不多快到了中午12点。
这是一个甲状乳腺外科，坐诊的是一名50多岁，两鬓斑白的男医生，姓柳，大家都叫他柳医生。每周的星期二都是他坐诊，很多外地的患者慕名而来。柳医生忙着给每一个患者诊断病情，时而面带微笑，时而神色凝重。患病部位只要经他一摸，便能断定是炎症还是肌瘤，甚至是不是良性也能判断出。需要吃药的建议吃药，不需要开药的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
看到这样一位兢兢业业、医德高尚、医术高明的老医生，不禁肃然起敬！感觉他就是奉上帝的使命来拯救人类的白衣天使。可以想象一个人一天拯救200个病号，将是多么劳累和费心。可他对待前来的任何一个病号没有丝毫的马虎与倦怠。
终于轮到我了，她在我的胸部按了按，神色凝重，脸上的笑容也凝固了起来，顿时我有一种不详的预感。柳医生没说什么，只是说我的患的部位很差，开了个单子让我去检查。
走出门诊室，我的心情再也轻松不起来。泪水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汹涌而来，真害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走到检查室，已到下班时间，医生说下午两点再来检查。从12点至2点，这中间相隔两个小时，本可以回家吃过饭休息会再来，但我怕回到家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惹得婆婆为我担惊受怕。就在大厅的联椅上做了两个小时。
下午终于等了到上班时间，除了前面两个中午预约的，我排在了第三位。很快做完了检查，离出结果的时间还得两个小时，我又等了两个小时。结果出来，测出我的左胸有一个两厘米的肿块，级别竟达到了五类，我虽然不懂医学，但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结果，看看表，还未到下班时间，怀着忐忑的心情快步跑到门诊，让柳医生看了看，这次他依然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给我开了一张住院证，让我马上住院手术。
这让我更加不安起来，眼里浸满了泪水，竟然哭了起来，走出门诊室门口一位好心的大姐安慰我，说:“没事，做个小手术，把肿块拿出来就好了！”
回到家，告诉了家里人，一家人开始骚动起来。当医生的弟弟、妹妹也感到非常震惊，四处打听有关专家。详细分析病情，我们全家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悲伤。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安慰我的同时带着几分斥责，说我还没确诊，你哭类啥！就是乳腺癌，现在医术这么发达，咱也不怕！
尽管这样，我仍然控制不住自己伤痛的心情，仿佛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不久于人世。一想到我那俩可怜的孩子，泪水禁不住哗哗地往下流。死，单纯对我来说，并不可怕。但我怕的是我那俩孩子没人照顾，怕孩子永远失去妈妈的爱，我深深地知道没妈的孩子有多痛苦，有多可怜！
9月5日，老公忙着帮我办理各种手续，而我的泪水仍然止不住地流，逢人问我，我就哽咽地语无伦次，千百次地想象着自己即将死去的各种境况。家人商量着去哪住院手术，四处打听专家。最先决定去郑大一附院，联系好了主治医生，买好了高铁火车票。可本地的医院不给开转诊证明，说这种手术他们完全可以轻而易举的解决，没必要去省医院，在哪做都一样。在医生们的建议下我和家人选择了在本地住院手术。
从9月4日至9月6日，三天经历了从生到死的心理路程，9月6日我坦然接受了一切。办理入院手续，良也好，恶也罢，我全都淡然接受。是啥病，就按啥看，放松了心情。配合医生做各种检查，等待手术。夜晚，站在走廊的窗口，听见窗外的风鬼哭狼嚎般地怒吼着，看着走廊上熟睡的掉光了头发的化疗病人，我的心又有了一丝不安的疼痛！
9月7日，继续完善各种检查。朋友圈发的蓝天白云，彩霞的照片好美，而我在医院四角的天空竟丝毫没有注意到。
2018年9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