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在天国的幻想现实性中想要寻找超人的抗争注定是无果的，人们找到的只有自身的反映。
于是他们只能摈弃那些表现为真正现实性的地方，而去寻找非人的假象。
反宗教者往往认为：
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
那些迷失自身的人用宗教来找寻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试图以抽象的非人来描述现实的人。
这正是他们的谬误所在。
马克思在这里已经认识到了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人的本体地位得到彰显。因此我们不能用宗教去寻找人，而应该用人去批判宗教。
他将宗教称为“”颠倒的世界意识“（”颠倒的世界“）。
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对宗教的斗争间接的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体现，又是对这种苦难的抗议。因此想要废除宗教，从那些抽象的安慰中获得解放，就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马克思在这里写下了一个经典的论述：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人要如何才能在虚构的幻境中求得现实的幸福，闭上双眼那些苦难就不存在了吗，抑或是我咬牙承担下了那些血淋淋的痛苦就可以求得来生的幸福吗。）
废除宗教就是要求抛弃那些需要幻觉的处境，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芽。
（抽象和现实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对幻想的渴求的背面是对现实苦难的逃避，因此对于宗教的批判本身就是对于现实的抗争。）
批判宗教是为了构建现实。
宗教只是虚幻的太阳，人不再围绕着自身转动的时候，宗教就围绕在人的身边。
因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露成为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于是构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马克思的分析实际上围绕着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来进行的，不仅要批判被宗教和神学所遮蔽的封建社会（”敷粉的发辫“），同样需要与资产阶级（”没有敷粉的发辫“）作斗争。
德国没有同现代各国一起经历革命却同他们一起复辟，自由的获得的背后是自由被埋葬。
（或许是俾斯麦？）
对自由的追索不能到原始的森林中去中寻找，因此必须要向德国现有的制度开火。
（1843年的德国尚未经历过俾斯麦的改革，在政治上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体系，而是由多个邦国和地区组成的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这个时期的德国，社会制度和政治环境正经历着复杂的变革和动荡。）
马克思敏锐的看到，尽管德国当前的制度并不如英法等国政治体制改革后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制度那样先进，但仍然是需要批判的对象。
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一种手段。他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
政府制度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
人们被分化为不同等级，相互对立，却又不得不将自身被统治、被占有、被支配的境况视为上天的恩准。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让德国人有一是片刻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
应当让受显示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应当公开耻辱，从而使耻辱更加耻辱。
为了激起人民的勇气，必须使他们对自己的境况有所了解。
人民的要求本身就是使这些要求能被满足的决定性原因。
这种抗争对于现代各国同样具有意义。
德国作为旧制度的公开完成，展现了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对德国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对现代过去的各国作斗争。
（现代国家仍然没有摆脱封建时代的那些幽灵。）
旧制度的历史注定是悲剧性的，在和比他更为先进的新制度相抗衡的那一刻，就已经表现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错误了。
与现代国家的先进性相反，现代德国制度是一种时代错乱。
他越是想要证明自己的先进，就越需要一个异己本质的假象来掩盖自己的本质。
马克思在这里毫不留情地写道：
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
（有一篇论文谈到了马克思有关悲喜剧转换的表述，查阅后会将相关文章标题贴在这一栏中。）
对德国的现实的政治制度的批判是为了达成现代社会的理想结局。
可一旦我们开始批判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那么就会超出德国现状本身。
以工业和政治领域的关系为例子：
德国人以保护关税、禁止性关税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试图通过给垄断以对外的统治权来承认垄断对内的统治权。而这一过程在英法已经完结，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东西在德国却是值得期待的未来。
在英法等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对于财富的统治（政治经济学），在德国却是私有财产对于国民的统治（国民经济学）。
在英法是要消灭发展到终极的垄断，在德国却要把垄断发展到终极。
德国像是一个新兵一样不断补习着陈旧的历史，因此对于当代问题的参与程度也十分落后。
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
值得庆幸的是，德国在哲学上的发展同时代的步调一致，但却在政治制度上只能不断捡拾着同时代人的残渣。
因此，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
对观念历史的批判是对当代问题中心的探索——在先进国家表现为同现代国家制度实际分裂，但在德国却首先是同这种制度的哲学反映批判的分裂。
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
对哲学的否定是正当的。德国的未来不能局限于观念上的国家和法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尽管这其中蕴含着对于现实的否定，但是这种观念上的制度的直接实现在临近的现代各国之中已经被证实仍然不是最好的。
德国的政治实践派的误区也在于此，他们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的现实范围。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胚芽诞生于他们的脑壳，因此对哲学的批判必须要与现实关联在一起。
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理论实践派则是只将当前的斗争定义为哲学同德国世界的批判性斗争，而没有考虑到哲学本身属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在观念上的补充。
这一派往往对对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却对自己采取非批判的态度，从哲学的前提出发，只是盲目的肯定，而没有看到他们所借助的结论需要对迄今为止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
他以为，不消灭哲学，就能够使哲学成为现实。
在批判以上两种错误的观点之后，马克思指出：
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
如果思辨的法哲学这种有关现代国家的抽象而不切实际的思维只有在德国才能产生，那么
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的思想形象之所以可能产生，也只是因为现代国家本身置现实的人于不顾，或者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
德国在政治上对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情进行思考→德国是这些国家的理论良心。
如果德国国家制度的现状表现了旧制度的完成，即表现了现代国家机体中这个肉中刺的完成，那么德国的国家学说的现状就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未完成，表现了现代国家的机体本身的缺陷。
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
马克思或许想要达到的就是让德国的政治制度不仅达到其他现代各国的水中，而且更是上升到这些国家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hominem]。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现在的革命要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
路德将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
但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世俗人同世俗人以外的僧侣进行斗争，而是同他自己内心的僧侣进行斗争。
新教将德国世俗人转变为僧侣，解放了世俗教皇；
哲学将受僧侣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解放人民。
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要有现实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认为德国的形势不过是将现代政治领域的文明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相结合的产物，德国这个形成一种特殊领域的当代政治的缺陷，如果不摧毁当代政治的普遍障碍，就不可能摧毁德国特有的障碍。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相反，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局部的纯政治的革命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社会的普遍解放。
只有那些既有钱又有文化知识，或者可以随意获得它们的阶级才能解放整个社会。
在市民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
在这个瞬间，这个各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做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
只有为了社会的普遍权利，特殊阶级才能要求普遍统治。
要使人民革命同市民社会特殊阶级的解放完全一致，社会的一切缺陷就必然相反地集中于另一个阶级，一定的阶级就会成为普遍障碍的体现——从这个特殊的社会领域中解放就是普遍的自我解放。
但是，在德国却找不到这样一个特殊阶级。
德国的道德和忠诚的基础是有节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表现出自身的狭隘性，并用这种狭隘性来束缚自己。
马克思在这里又一次提到了戏剧的概念——德国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关系就不是戏剧性的，而是叙事式的。
每个领域不是在受到压力的时候，而是当现代各种关系在没有得到它的支持的情况下确立了一种社会基础，而且它又能够对这种基础施加压力的时候，它才开始意识到自己，开始带着自己的特殊要求同其他各种社会领城靠拢在一起。
（在思考……）
在法国，一个人只要有一点地位，就足以使他希望成为一切。——逐步解放的现实性
在德国，一个人如果不想放弃一切，就必须没有任何地位。——逐步解放的不可能性
对于前者而言，法国人民中的每个阶级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将自己作为整个社会需要的代表，解放者由此通过法国人民的不同阶级担任——直到由那些在实现社会自由时，为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为目标的阶级担任。
对于后者来说，德国的实际生活缺乏精神活力，精神生活也无实际内容，市民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是处于被强迫的状态，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
那么，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
普遍的不公正。
这个阶级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
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
德国无产阶级只是通过兴起的工业运动才开始形成，因为组成无产阶级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造成的贫民，不是在社会的重担下机械地压出来的而是由于社会的急剧解体、特别是由于中间等级的解体而产生的群众。
无产阶级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
无产阶级不过是将未经无产阶级协助就以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他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国王将人民视为自己的私有物，他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代表，是社会原则的体现。对于无产阶级而言，他们代表了整个社会的诉求，那他们也拥有整个世界。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
彻底的德国不从根本上进行革命,就不可能完成革命。
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
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
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