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文，上文书说到汉武帝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扶植文官集团上文。文官集团上位的直接原因是一种新的用人模式——举孝廉。
由于文官集团是因为道德而上位，自然在自己执政的过程中会极端的强调道德，就像老红军们会经常向大家讲当年光辉的战斗经历一样。强调道德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当道德成为一众官员的执政基础之后就会出现问题。A能当官而B不能，为什么？因为A比B的道德好，为什么C比A的官职高？因为C比A的道德好。
这就会引出对道德进行量化比较的问题，但是道德无法量化，只是大家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无所谓好与坏，正如法律一样，只有合法与违法的区别而不会有守法程度的评价。可是在的文官体系中，道德必须量化，否则文官将失去执政的合法性。此时文官集团的选择就是不断提升道德标准，通过对道德的加码来实现对道德的量化，比如说一个人赡养父母这是基本要求，每天为父母洗脚就道德略胜一筹，可以做到卧冰求鲤就成为了二十四孝之首。这样层层加码的过程也是对人要求越来越苛刻的过程，这种苛刻的必然结果就是违背人性。而这样的加码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过高的道德标准使得很多人做不到，但是这又是进身之阶，要求大家必须做到，这种矛盾最终使得道德沦为了很多人沽名钓誉的手段。陈蕃任安乐太守时，郡内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东汉的学者王符揭露当时选举的弊端时指出：“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黠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当时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苛刻的要求和人性之间的矛盾也就使得道德成为了欺骗，导致了文官集团的阴和阳。正如明代张居正的丁忧一样，按照道德的要求，他需要辞去一切公职守丧三年，但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而言，这三年又是极其宝贵的，所以他导演了夺情戏码，免去了这三年的丁忧，所有的官员都明白这是演戏，但是大家都理解，很少以此来责难他。但是当大家需要攻讦他时，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