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听起来像另一个问题，重要的是提问的意图，而意图总是隐蔽的，往往连提问者也搞不清楚。——卡夫卡《一条狗的研究》

        关于作者的意图问题，我们对诗人的苛责最多：它们的诗歌读不懂，因此不过是在玩弄我们的心智。即便是今天，如果不是碰到一首通过大白话写就的诗歌，也有人读不懂。但另一个极端是，部分诗人们执意创造没有意义的诗歌，尽管更可笑的是，学者们同样可以赋予其意义，并能够自圆其说。

        从诗人着眼，我想到早些年写诗的时候，非马先生曾教诲我，诗歌的意涵至少要设置两层，一层让人一看就明白，另一层让人看不明白，但认真研读下来的人会明白。经由列奥·施特劳斯所发现的——哲人们善用隐微书写——似乎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作者的意图这一难题（尽管尼采要更早些发现：“以前的哲人都知道显白与隐微的区别”《善恶的彼岸》第30条），同时无情的贬低了那些声称“读不懂”的读者。

        在他们看来，哲人或诗人都试图隐藏一种真实的意图，并期待着仔细阅读者的到来，这正如尼采在《曙光》中所寻找的耐心的朋友的能力，“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如此一来，如果我们被显白的说辞说服了，恰恰说明我们不是哲人真实的意图信仰者（我们只是读懂了他们高贵的谎言），因此，所谓的“一读就懂”、“好读书，不求甚解“似乎是否认作者“为文之用心”的深层意图。这时，许多不具备“阅读的德性”之人方有此责难：我们读不懂那些语言晦涩的作品，转而阅读那些大众点的作品，你们却又说那不是他们真实意图。这些浅薄的阅读者们既无法忍受语言的晦涩，并且也难以接受被“精心策划”的作者“策略性言辞”的欺骗，他们似乎只能读更为次等的作品，这甚至与次等地读经典的作品差距甚大。

        培根是我们在近代哲学史中遇到的第一位试图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的哲人。换言之，尽管他的行为糟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行为视作他们的真正作为，而否认其言语的真诚性——言行不一之人可能是隐藏了自己真实的意图，言行不一所构成的矛盾诱使人们去发现它。毕竟“任何人要恰如其分地解释伟大哲人的动机都必然面临哲人的面具问题。”（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从培根的种种矛盾来看，我们唯有相信他言此意彼，要不然，就只能归根于人性本身的矛盾了（尽管这当然是存在的）。

        在《学术的进展》中，培根将自己描述为“更适合从事文学而非其他任何职业的人”，在《自然的解释》序言中，他认为自己的天资和性格与真理更为亲近和关联，然而他的出生和教育却将之引向政治，而不是哲学，最后他妥协了，并希望在政府中担任官职，从而获得稳固的帮助和支持，这样他就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做学术研究与著书立说以完成自己的哲学使命。今后，他似乎认为自己能够并置自己的双重生活，并委婉地为自己的追求功利进行了隐晦的辩护：“将每日的沉思与活跃的生活结合起来，或是退休后全身心地投入沉思，很难说究竟谁更有害或阻碍心灵的成长。”

        不过，人们往往更为赞赏莱布尼茨那样淡泊名利：“我们是为了进行思考而被创造出来的。生活不是我们所必须的，思考才是我们所必须的。”但我们不能以这样极端的要求去责难每一个期盼过上正常生活的哲人，更何况他们或许真的有着某些意图。不过许多评论者并不能持此宽容的态度，例如费尔巴哈认为培根的这一急功近利的行径是对自己真正志趣的反抗，他认为以培根的天赋，如果都用在哲学上，他可能作出的成果比他实际作出的成果无限地多得多。（《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一卷）文德尔班也认为培根除了破除经院哲学有价值，其他都毫无意义，所以他极为讽刺地说道：知识的硕果只有在不追求知识的成果的地方才能成熟。（《哲学史教程》）

        从哲人的意图出发，杜伦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认为培根的荣升应验了柏拉图的哲学王的理想；而在朗佩特看来，这就是柏拉图所谓的哲人立法，因此朗佩特称培根为“哲学大法官”。培根对自己的辩护就更为突出了，“我希望如果我在政府中能够升到尊贵的地位时，我就会有一个较大的权力，能以动员更多的劳力和才智来帮助我的工作；因为这些缘故，我就一方面努力学习政府工作，一方面又在廉耻和诚实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尽量自荐于那些在政治上有力量的朋友们。”事实确实如此，因为在培根看来，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够有如此丰富的材料，正是得益于他是亚历山大这个万王之王的老师的身份和地位。据说，亚历山大大帝派自己的猎人、渔夫以及自己的园艺家、天天替亚里士多德搜集他所需要的动植物标本，供亚里士多德研究之用，甚至亚里士多德还建设了一个大规模的动物园。因此，可以明确，不论他的行为如何（培根可不止这一种糟糕的行为），培根确实爱智慧，而他把追求高位作为完成和改善自己科学工作的一个手段。

        因此，如果不承认哲人内心的哲学抱负，而简单批判为哲人的作秀，那就无法解释：是什么促使这些人作出如此惊人的决定，去改变人类的状况和历史的方向？是因为他们热爱真理并希望与人分享？还是他们热衷于名利或不朽的荣耀？或是臭名昭著的权力意志？这些人是受了什么原因的驱使？（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肩负着人类的重担，企图改变世界，这种责任如果不是哲人真正的决断，哲人们会去进行真正的哲学行动吗？以哲人的才智，完全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荣誉与奖励。并且，如果假设哲人们未经深思的思想就这样影响深远甚至改变了世界以及人类思想的既定秩序，那我们是否也太不够坚定了？

        隐藏真实的意图当然是出于某些理由，尤其是政治的处境。通常，那些站在人民立场上的知识分子总会进行这样的自我批判：知识分子们口中的启蒙，其主体就是知识分子自己（君子），而对象则是普罗大众（小人）。因此，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中正的德性，知识分子有理由驯化杂众。在他们眼里，这样持“真正的统治者都是少数人”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哲人们试图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是自视甚高的表现。培根声称要避免“伤害圈外的人，”增强圈内人的兴趣。后来的尼采同样认为，哲人的真知灼见若要“讲给那些无意于此或无此种天赋的人”，那么，它们听起来就不再像真知灼见，倒“像蠢话，有时像是犯罪”。（《善恶的彼岸》）实际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看法是否也隐藏着这样一种真实的意图：部分人还不具备直视太阳的能力，他们暂时还不能听逆耳忠言，而只能听些好话、幸福的好话。关于这一点，鲁迅在《野草·立论》巧妙地反讽道：“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同样的，培根在他的《论古人的智慧》中的第一个寓言《卡珊德拉或实话实说》讲述了一个重要的教训：富有远见的智慧应与适合时代的传达智慧相伴而行。寓言叙述了卡珊德拉虽然实话实说，但却不仅得不到信任，相反本想行善却酿成恶果，其远见反而加速了自己人民的灭亡。因此，哲人迫不得已，只能在同一文本内设置了两种观念，一方面为了自保，另一方面也是做到柏拉图的“不伤害任何人，却有益于好人。”（《理想国》）培根深谙此道，故而在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史》中，开篇即提醒我们注意培根“用旧术语来描述新事物这样一种写作风格。”所以，朗佩特断定：“培根表面上排斥希腊哲学，从而掩饰了他暗中却忠心耿耿的事实。”（朗佩特《尼采与现时代》）

        一旦这样理解哲人，培根似乎没那么讨厌了。不过，也不能说哲人的话语里到处隐藏着真实意图。培根的《论说文集》文字优美，抒发人生感悟，文学史上亦有其地位。培根平时太勤奋、太忙了，所以他好像不是个爱情主义者。在《论结婚与独身》中，他谈到“男人一结婚，马上就成熟七岁”，“常见的是坏丈夫都有个好妻子。”（培根自己是例外）“单身生活适合牧师，因为慈善之流如果要先填满一座池塘，将几乎不可能再用来浇地了……如果他有妻儿，就等于向命运交托了人质；因为它若要达成大业，无论善恶，妻儿总是障碍。”在《论恋爱》中，他说道“你可能会发现，在众多伟大和实现了自身价值的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为爱而痴狂的；这说明，伟大的精神和事业能杜绝这种柔弱的感情。”（培根可能是想到了苏格拉底）所以，培根45岁才结婚，而且讽刺的是，他显然是看中了其妻子的家世，而非美貌，其婚礼极为奢华，用去了女方的一半的嫁妆，这表明他显然是存在某些品行问题的。看到培根的论述我宁愿相信莎士比亚的那句话：“爱情使每份力量加倍。”可见，我们承认哲人的真实意图，但也不能将之广而概之，应用在其所有作品、言论上。

        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或者说它本身就复杂，只是我们此前并未理解。至少，我们面对全然不知的另一个主体时，我们需要考虑他的真实意图，尤其是他在表面上（通过行为）引起的与意图或誓言的冲突。

一方读书会之西方近代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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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之霍布斯 时间：3月6日

•核心文本：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p46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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