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七十年代，四歲時被趕到了趙國，七歲之前由於父母無法確定工作"關係"，被留在農舍鄉間裡流連長大。每天的主要任務就是跟在一群野孩子後面在野地裡撒歡，跟農村孩子可沒少打過架。
一般來講群戰都不會太激烈，基本都是遠距離的陣地戰。我因為手勁准且狠，相互扔石頭時總能打破對方的頭。幾年下來得到的最有效經驗是，一旦在土壕裡聽到對面有人開始哭就得趕緊撒丫子跑了，不然會被沖上來報仇的大孩子攆上一頓打。
有一次在公廁解完手出來，迎面碰上一個面貌猙獰的馬臉大漢，醜到實在是讓人心裡發毛，怎麼看都像個階級敵人。心裡又怕又恨，出來後在外面找了塊剛剛能搬得動的大石頭，瞄準了蹲位直接甩了過去。
廁所裡砰地一聲巨響，片刻牆頭上升起了那張醜陋的馬臉，雙手不見，估計正提溜著褲頭呢。被他那雙死魚眼一瞪，才嚇得回過神記起剛才太過緊張要看結果居然忘了先跑！
馬臉看著我一路不帶繞彎地跑回了家，從從容容跟在後面找到了我父母。老爹老媽給人賠了多少不知道，但那一天我結結實實吃飽了人生第一頓竹鞭。母親打順了手，以後但凡我犯事，便反手拿起竹板子朝腳踝一頓怒毆，假若不肯流淚和討饒會被打得更慘。
當地人對歸僑很有怨言，因為新來乍到的我們仗著有錢（相對而已）可以經常（相對而已）買肉吃並很快地把周遭的物價哄抬了起來；自己種的米糧果菜居然可以自己分還不用交公糧。另外為了"安置"我們，政府大手一揮就把他們的集體用地給劃走了，也根本不準備補償農民損失。所以自華僑農場成立之日起，歸僑和村民的零星衝突從沒斷過，嚴重的村隊與歸僑大隊間械鬥也時有所聞。但那時我們全家已經轉到了城市，不用再理會那些糾紛了。
九十年代開始全民皆商後，土地價格飛漲，周圍村民曾衝擊過好幾次學校，要求拿回土地。最嚴重的一次圍校三天，把學生老師全堵在裡面，種下的瓜菜都被搶光了。身為校長的父親去談判急得嘴上全是泡卻全無結果，報了警員警也不敢管土地糾紛，只在旁邊袖著手看著農民把院牆全扒了，一直到國務院僑辦打電話下來干涉才作罷。
這問題不能完全怪農民，歸僑們覺得自己也委屈得很。大家本來在越南且風光著呢，要不是你趙家為了挺紅色高棉（柬共）想教訓越共，發動戰爭的同時在越南利用各種華文輿論鼓吹年輕華人反制當地政府（看看今天的澳洲華人媒體），越共也不會排華！還有，要不是妳大趙國當年四處發傳單保證華僑歸國生活教育條件從優，誰會傻到把買好了去美國的船退掉選擇回去啊。
父親和家族裡的一些人，就是這樣和大家族分道揚鑣被騙回來的。父輩們因為是大學教授，所以被留在了條件稍好的華僑農場場部等待分配。由於當時教師宿舍還沒起好，我們最先是住在教室裡的。躺在床上睡覺時能經常能看見在房梁上遊弋的一條青色大蛇。神奇的是，一排七八間教室聯排，從來沒聽人說它曾掉下來過。大家相互安慰說這是家神，嚴戒不許驚動。其實四歲的我看到它早嚇壞了，哪裡還敢去亂碰？
小妹在難民營裡天天大哭，到了農場後還是大哭，說要像在越南海防的家裡一樣天天“啖啖肉”（粵語裡大口吃肉的意思）。結果安定下來後才發現，想吃飽肉，在1978年的那個廣西小縣城裡，根本是很難完成的一個任務。所以儘管現在太座總笑我根本不知道當時民間其實苦，但我還是像其它同齡人一樣，饑餓感至今如影隨形。
小孩兒尚且如此，被發配到大隊的大人們更加無法忍受的生活和居住環境。坐未暖席，就有人借著1979年深圳建市，逃港人數大增（偷渡10萬，成功4萬）和"自衛反擊戰"後奪權形勢混亂無暇顧及普通百姓之機，開始再次出逃。
我家裡的好幾個表舅便是從北海逃去香港的。賣掉身上僅剩的黃金，一船一船的難民由淺海洇水上岸。有親戚的投親，沒親戚的自首，呆在難民營裡等聯合國難民署鑒別拿難民簽證，取得叩開自由大門的權力後再奔向世界各地。
表舅的文化水準不高，每次都被拒籤遣返回來，然後等湊夠船票錢再繼續逃，直到三十歲年齡極限到達，才停下來等待親屬移民（10年等待時間）簽證下來。他為了逃出去，廢掉了所有的青春，也不肯結婚，免得被家庭扣下走不了。我曾問他這樣值不值得？他拍拍正在讀高中的我的肩膀：如果你去過香港一次，你就會知道為什麼不能放棄了。
兩位表舅在我大學畢業開始工作後不久終於等到了依親簽證的通過，在四十歲前得以光明正大地離開，聽說現在在美國活力四射地活著。而九七前從容地離開，後來因為耐不住寂寞或捨不得利益回流，到現在又憂心忡忡逃離的香港人，你們又在想些什麼，又準備做些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