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中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方面，在中国，对于中医持有反对态度的人，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不是主流：在大多数针对各类人群关于中医态度的调查中，反对的比重大多只有10%左右或更少；在官方政策中，作为一种替代医学，中医被赋予了和现代医学“并重”的地位；而在社会认知中，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社会舆论也再也没有主流的、大规模的反对中医的声音——事实上，很多中国学者甚至认为，中医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或者希望。
但展现在中医问题另一面的，则是中医在现实层面存在的一些困境：例如中医研究很难融入当前国际主流的医学研究体系；中医难以形成标准的诊疗体系；很多患者在一些疾病治疗的选择中，存在“用脚投票”的现象。
就我个人而言，我毫不掩饰我对中医持有的强烈批评态度。假使将中医理解为一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医学知识体系，我认为中医所呈现的绝大多数知识是未经检验的和不可靠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否认中医能够在保有当前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存在继续发展的可能。
我试图利用这个短暂的假期将我对于中医的认识诉诸于文字。虽然我对中医多年来存在较为一致的态度，但一些社交情境下关于中医的讨论，促使我在最近对中医问题进行了更为严肃地审视，这也是这篇文章的由来。但区别于我之前的认识或当下其他批评中医的声音，一方面，我试图对中医的理论基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由于当前关于中医的主流批评声音大多是基于现代科学的一些经验结论展开的，因而这篇文章可以被视为一种补充。另一方面，我也试图结合当前对于中医现代化或者理论发展的一些讨论，呈现当前中医现代化主张的一些缺陷或讨论的迷思。
在这篇文章的构思之初，我曾经有一个更为庞大的计划，那便是将中医问题作为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进行考察。但这个计划的难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和资料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严肃的论述。与此同时，我并不声称我在中医知识可靠性问题上的考察具有原创性，在更广泛意义上，这只是我对众多前人观点的整合。我曾经试图将一些文献证据以更为详实的方式呈现，但我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我更愿意把这里的声音用一种可以被更多人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一个人对于中医的态度，并不能代表更多的东西，这个问题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答案。虽然我在这里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我同时也对这个问题持有开放的态度。假如这篇文章能够令人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思考或讨论，虽然多半没有这种可能，那也已经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
一、中医
在对中医知识可靠性进行考察之前，我首先试图呈现一个界定中医的标准。
在当前中医自身关于中医的解释中，中医通常被理解为一门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自然科学”。但区别于其他任何一门自然科学，中医并不是一门基于证据而发展出来的知识体系，而是被广泛视为一种基于特定自然哲学而发展出的医学知识体系。中医在自身的知识体系中存在一个先于经验的、假定世界和人体存在某种无条件的自然或生理倾向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基础继而在中医知识体系中成为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的基本准则。在宏观层面，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具体的生理构造及病理层面，由这种阴阳五行学说，发展出了藏象学说、经络系统学说、气血津液系统学说、体质学说以及病因和病机学说。这些理论基础，可以视为当下中医的集体性知识。
当我们判断某种学说是否属于中医时，是否坚持中医这种独特的理论基础，是最核心的标准。例如青蒿素的发现，虽然从中医药典中汲取了线索，但青蒿素属于分子层面的化合物，其研发过程遵循了一个完整而庞大的现代药物研制流程及临床实验体系，因而难以被视为中医的范畴；与之相反，当前很多运用复杂科学、数理统计模型来解释或规范中医理论基础的尝试，虽然形式上存在变化，但并没有突破中医的理论内核，因而仍然可以被归属于中医的范畴。
二、科学范式下对中医的批评及其局限
当前对于中医的主流批评声音，大多是基于科学范式或现代医学的视角展开的。这些批评集中于中医实证基础的缺乏，尤其是中医疗效的可靠性以及毒副作用的验证，并且否认中医可以被界定为自然科学研究。我试图在这里呈现一些主要的批评声音：
（1）中医理论基础的批评
在针对中医理论基础的批评中，科学范式的批评声音大多直接认为中医阴阳五行等理论是玄学或者巫术，不具备解释效力；而在生理层面的一些经络、气血、藏象理论，难以被实证化，甚至和现代医学的人体解剖生理学存在一些显著的矛盾，例如中医甚至认为“肝”、泌尿系统、造血系统及人体的视觉系统是同一个东西；中医的经络、气血难以被还原成基本的人体解刨生理学概念。
（2）中医疗效可靠性的批评
虽然很多中医的研究者或支持者认为“中医是经验的积累，是经历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验证的”，同时可以列举出身边的案例来支持中医疗效的可靠性。但批评声音认为，从研究信度的角度，“望闻问切”和“神农尝百草”等近乎神话的药物检验体系，难以具有和以“随机、大样本、双盲、对照组”为主要依托的现代临床实验体系相同的客观性；个体的感受或者直观难以作为研究生理现象的可靠形式；中医疗效和安慰剂效应难以区分；人体生理特征和疾病病理特征具有一致性，但中医在临床实验、药物剂量、诊疗操作、从业标准方面没有标准化；中国古代人均寿命并没有因为中医而显著提高。
（3）中医毒副作用的批评
很多中医的研究者及支持者认为，中医往往副作用较小。但批评声音往往认为，中医的研究体系中，没有可靠测量毒副作用的手段（毒副作用不明），中医没有建立一个可靠的机制，来区分副作用和病情的恶化。与此同时，大量中草药被现代医学证明存在强烈的毒副作用（如一些中草药引发的急性肾衰竭）。
（4）中医擅长领域的批评
关于中医声称擅长治疗的一些“慢性疾病”，以及“治本”、“预防”、“调理”、“提高免疫力”等说法，批评声音大多认为很多中医“擅长的疾病”往往并不能被严格归类为疾病或仅仅只是自限性疾病；“亚健康”等概念不具备实证层面的意义；免疫力等说法是基于现代医学的病毒等概念形成的，中医并不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等。
我对中医之前的批评，大多是基于这些纬度而展开的。假使将中医看作为一门基于经验或证据的严肃自然科学，这些批评声音是往往是切中要害且难以在科学范畴内反驳的。这些批评的核心观点在于，由于经验层面的人体生理及病理体系是客观且唯一的，不存在一个中医单独对应的、经验范畴内的人体生理体系，因而实证基础的缺乏也直接决定了中医关于人体生理、病理、药物疗效的论述大多未经严格检验，继而难以成为可靠的科学知识。在我眼目所及的范围，中医研究者和支持者并没有针对这些批评声音，在证据和逻辑层面，给予恰如其分的回答。
但显然，科学范式下的中医批评声音，存在一些十分明显的局限。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大概是关于科学概念的认知差异。由于“科学”一词在现代汉语中，往往可以泛指为“正确的认识或知识”，因而中医话语体系中的“科学”和现代科学并不是相同的概念。便是最乐观的中医研究者，也并没有把中医等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中医研究者往往认为自身是基于特定哲学基础的“科学体系”，虽然与“西方医学”存在不同的取向，但同样也是一种正确认识世界的知识。此外，中医研究者大多认为阴阳五行等理论体现了一种的“整体论”的“科学范式”，因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中医是可以逃脱“还原论西方医学”的审判。这种“科学”概念认知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人们往往试图在自身的认知体系中，协调两种医学体系，并使之并存。
因而在更基础的意义上，对于中医问题的分析，并不是分析中医知识是否可以归属于科学，而是分析中医理论基础及知识体系可靠性。这个分析任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或者科学哲学的问题。
我们很难在科学语言的范畴中，解释中医的认识基础问题。由于科学语言的命题结构是建立在特定的假设以及对事态的陈述和验证基础上的，这种语言，只能谈论经验的范畴内的命题（亦即波普尔所说的“证伪”）。科学范式的批评声音，对于中医的批评只能在经验层面揭示中医的错误或者结论的不可靠性，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或者证伪中医的理论观点。这种科学语言的局限性，导致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医批评者，在很多情况下，都仅仅只能借助于口号化的重言式、矛盾式命题（例如：中医是巫术，巫术不是科学）来批评中医的理论基础，或者仅仅只是诉诸于权威（FDA、主流医学研究界）。这样的批评，一方面不具备客观性，难以增进任何知识，另一方面由于中医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Lyotard所说的制度化的“专家系统”，也很容易在实际讨论中激发起中西范畴下的民族主义情绪。
但科学语言的局限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讨论中医的理论基础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诉诸于神秘主义、权威或者民族情感对问题的讨论丝毫没有帮助。任何知识想要获得理解或承认，都必须诉诸于命题表达自身的含义，而命题必须遵循基本的逻辑原则。通过逻辑推演或分析发现中医理论基础中所隐含的缺陷或矛盾，几乎是我们考察这类问题的唯一可靠路径。诚然，我们很难在绝对意义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我在下文进行的工作更大意义上仅仅属于“澄清”。
三、中医理论基础作为可靠知识时的缺陷
在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或者知识体系的可靠性进行考察时，我试图将阴阳五行学说及其应用作为核心考察内容。这一方面是由于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知识体系的统摄性理论，藏象、经络等具体生理理论大多是根据阴阳五行理论推演而来。另一方面，对藏象、经络等具体理论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属于经验范畴内的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已经在科学范式的批评声音中得到了很好的解释，我并不试图对这些问题的细节在这里进行更多的解释。
与此同时，分析阴阳五行学说的意义还在于，由于其在当代中国的巨大影响，阴阳五行学说已经成为一个必须严肃对待或者反驳的知识问题。这种影响这不仅仅表现在传统的中医及风水研究上，也表现在很多中国研究者甚至试图利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现代医学、生物学、天文学等领域进行解释，以及被表述为国家层面的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1）阴阳五行学说的本质及考察路径
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朴素的形而上学理论。正如所有形而上学理论一样，阴阳五行学说是一门解释世界如何存在、如何运行的理论，其先验地假定了世界存在某种无条件的自然倾向。但即便如此，假如从人类形而上学理论的发展历程来看，阴阳五行学说很难被称之为一门严肃的形而上学理论。这并不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刻意贬低，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涉及阴阳五行的著作大多倾向于直接呈现结论，在理解方式上强调直觉体悟及天人合一，因而阴阳五行理论虽然在命题表达上不复杂，但却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
罗素曾经这样写到：“形而上学的进展（就曾经存在过的而言）就在于所有这些假说的逐步精炼化，它们涵义的发展以及对于每种假说的重新改造，以期能对付那些相信敌对假说的人们所发动的反驳。”但由于阴阳五行学说很难被归类为基于逻辑论证的形而上学体系，导致我们无法对阴阳五行理论的自身理论推演进行批评。事实上，我们也很难从严肃哲学意义上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讨论，因为现代哲学的发展早已超越了这些宗教性或神秘性的形而上学解释。
但由于阴阳五行学说在中国当下的巨大现实影响，我在这里仍然试图将阴阳五行学说作为可能的可靠知识进行考察。在呈现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观点之后，我将着重分析为什么将阴阳五行学说应用于现实领域（尤其是生理范畴）难以产生可靠的知识。
（2）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理论表达
阴阳五行学说并不复杂。在阴阳五行学说中，阴阳既是世间万物的源泉，也被解释为主导世界秩序的两种基本力量（天地、日月、圆方、男女、火水）；世界的秩序（或者事物的变化）通过阴阳的相互依存、对立、消长和转换机制实现的。在中医中，人体的气血、生理及病理变化等理论，都是基于阴阳学说抽象而来的。
五行学说，则是表述世界五种不同抽象性质的学说。与阴阳学说主要不同，五行学说更加专注于一种系统层面的解释。五行学说认为，世界及任何系统内的物质性质都可以用“金、木、水、火、土”这种抽象属性来表述，如季节（春、夏、长夏、秋、冬）、方位（东、西、南、北、中）、颜色（青、红、黄、白、黑）、时间（早上、中午、下午、傍晚、晚上）、感情（喜、怒、悲、恐、思）、声音、数字等等。而在人体生理层面，则由“金、木、水、火、土”演化出了五脏（肺、肝、肾、心、脾）、五腑（大肠、胆、小肠、膀胱、胃）、五官（鼻、目、耳、舌、唇）、五华（毛、爪、发、面、唇）、五种人体分泌物（涕、泪、唾、汗、涎）、五种症候（燥、风、寒、火、温）等。
五行学说具有两种基本的理论表达形式：一种是所有归属于相同五行类别的子项都具有相同的性质，例如在中医认为，肝、胆、眼睛、手同属于“木”，因而可以通过对眼睛和手的观察，判断肝的状态。另外一种则是我们熟知的五行相生相克理论（相生：木→火→土→金→水；相克：金→木→土→水→火），根据这种理论，由于肺和肾属于相生的关系，因而肾的治疗可以通过肺的强化来实现。
通过阴阳和五行的结合，阴阳五行理论构建出了一套几乎可以“解释”所有世界和人体生理现象的体系。世界在其中被解释成一个同一及互相联系的整体，世界内所有的事物都存在着某种同一性或者相生相克的关联，而所有事物可能的变化都在形式上被确定出来。诚然，当我们想要对某个事物进行解释而缺乏足够证据的时候，阴阳五行理论的确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十分简便的方法，例如有些中医认为帕金森症、AIDS这些现代科学无法完全攻克的疾病，可以在阴阳五行体系下轻易获得解释（帕金森属于阴阳失调、AIDS可以通过脾系统的补气来进行治疗），有人还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推导出经济案件的出现，属于文明系统出现失衡（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但这种解释世界的体系，在我们想要寻求某种事物的确定性或者因果性的时候，真的能够给予我们任何帮助吗？
（3）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阴阳五行及其缺陷
答案显然不是。我们必须要追问的，在什么层面下，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了世界的现象。在最近关于阴阳五行进入《标准》的社会讨论中，中科院张双南教授对阴阳五行理论进行了这样的阐发：“阴阳五行理论，可以解释任何东西，但实际上又不能帮你理解任何东西，因为它不能够做出任何定量化的东西，它不能够进行任何的实证。”张双南教授的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但他的观点更多地是在表述阴阳五行学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一门可靠性知识时，阴阳五行学说问题的核心是，阴阳五行学说并没有在真实的因果层面，对世界的各种现象进行解释，阴阳五行对于世界的解释，只是在相似的意义上对世界进行了类比。
在阴阳五行学说中，最令人费解的问题莫过于如何将一个抽象的五行系统，和一个现实意义上的系统（如脏器系统、颜色系统、五官系统）进行联系。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将阴阳五行从一个符号化的抽象系统，转换一个我们能在经验层面感知的系统（或者说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使用的知识）。在很多阴阳五行学说支持者眼中，这个问题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这个问题远非其支持者所宣称的一样可靠。
这首先涉及到如何对坐标系统进行选择。诚然，阴阳五行学说中论述的各种具象化的系统，和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能直观感受到的事物或现象存在很大相似之处，但在其理论中，从来没有关于如何选择具体现象坐标系统的论述。我们很难在确定意义上知晓（i）现实世界五行系统的选择标准，（ii）现实世界五行系统的应用界限以及（ii）现实世界五行系统分类的层级。例如我们很难判断中医在什么意义上区分了脏腑系统（是基于功能、体腔位置，还是基于器官的结构？），大脑为什么没有进入中医传统的五行理论；此外，既然阴阳五行能够在严肃意义上将人体声音、农作物种类、昆虫种类看作具象化的五行系统，那么在现代社会，阴阳五行学说能否将能源结构、工业设备、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游戏、运动视为具象化的五行系统？假如有的话，应用的界限又在什么地方？同样的问题还包括坐标系统的层级，在中医理论中，人体被视为两级的系统，亦即人体和各种具体的脏腑等子系统。但我们知道，中医在目前主流的解释中，并不倾向于将心、肾等器官看作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器官，而是视为特定的复杂器官体系，但五行系统理论为什么不能应用于具体的心系统、肾系统的解释呢？
事实上，寻找具体事物现实坐标系统的问题看似荒谬，但绝非毫无意义的指责。这个问题的本质实际是寻找阴阳五行学说在对世界进行解释时的切入点，这个问题同时也是阴阳五行理论在现实世界中具有解释力的支点。但中医或者阴阳五行学说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给出可靠的依据或严肃的分析。这也导致了有人甚至会荒谬地使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等明显具有人为痕迹的语言来解释人类文明的五行系统。
此外更复杂的问题还涉及到如何对某一现实系统的子项进行分类以及联系相同的五行属性。阴阳五行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相似属性的子项具有相同的特征，这几乎也成为中医诊断人体内部疾病的根本依据。但我们不得不追问，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可以通过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抽象出某个系统中的五个性质，又根据什么将这些特定的属性和某个具体系统内的子项相联系？例如，中医根据阴阳五行理论认为肝系统、胆、眼睛、手、眼泪同属于“木”，但我们很难知晓在什么意义上这些事物被归类为“木”，是“生长”抑或是其他某种抽象属性的集合？此外，系统基本子项的数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并不严格呈现出5的特征，例如色彩中不能再分解的基本色只有三种，现代人体解刨学意义上的重要器官，也很难用5来进行衡量，这也是即便在中医理论内部也存在五腑/六腑争论的原因。
所有这一切问题的核心都在于，阴阳五行学说所有对于世界的解释，都必须参照一个无条件的自然倾向来进行类比。在阴阳五行的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病理的研究，而是通过找到一个恰当的角度对于将这个阴阳五行体系和现实世界进行类比。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阴阳五行学说中，这种类比是极为武断和粗糙的。由于具体参照标准及分类标准的缺失，导致大多数情形下，阴阳五行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只能诉诸于神秘主义的类比。更为准确的说，并不是阴阳五行理论解释了疾病或者生理现象，而是阴阳五行的形式话语体系解释了所有的问题。在阴阳五行的形式话语体系中，除了给出了事态变化的形式以外，所有关于世界的描述，都不得不借助对于神秘主义的类比来实现，除了这种相似意义上的联系以外，阴阳五行体系没有增加任何新的知识。这也正是阴阳五行理论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的核心问题所在。
但我想更加强调的是，这种神秘主义的类比，除了缺乏解释力外，同时又是极其危险的。这也是李约瑟问题的可能答案之一。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是因为，在现代医学或者科学中，我们追求的知识是实际是一种因果意义上的联系。这种因果的事态是基于具体事项。但因果关系难以在类比关系中得到。既然阴阳五行体系可以解释世界一切的变化，那么为什么还要增加新的知识呢？例如我们在现代科学中，认为AIDS具有传染性，由感染HIV病毒引起，HIV病毒的主要机理是通过攻击CD4T淋巴细胞，使人体丧失免疫功能；但在阴阳五行或者中医意义上，这种因果性的知识，只能依据于一个先验的、无条件的自然倾向来解释，例如AIDS是由于阴阳失衡，正气不足，土系统失衡等等。
四、作为隐喻的阴阳五行及中医现代化的悖论
通过在上一部分的论述，我希望能够呈现这样一个观点：阴阳五行理论作为解释世界的理论，先验地假定了世界存在某种无条件的自然倾向，并在此基础上，使用了神秘主义的类比来对世界进行解释，但这种类比缺乏严肃的逻辑推理及证据支持，因而导致其解释陷入了循环和独断。由于在阴阳五行的理论体系下，因果关系只能在阴阳五行理论的形式逻辑及其与具体现象系统的类比中推导，因而阻碍基于事态的因果关系的知识（科学）的产生。
但很多中医支持者也许会进行如下的回答：我们谈论的阴阳五行观点，或者中医的理论观点，实际上是在隐喻意义上谈论的。阴阳五行理论是可以不断发展的，具体的藏象理论等观点，显然可以随着现代科学和人类认识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中医在实际上，是在抽象意义上表达一种整体的、统一的、有机的、系统的观点，这在本质上，是在弥补当前医学发展的一些局限。
诚然，这样的观点很有吸引力。但我必须首先强调的是，这种观点，很大程度上源于外界对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一种想象，中医研究界自身关于中医现代化的主张远没有如此富有隐喻色彩。在我所能收集到上百篇关于中医现代化研究的文献中，绝大多数文献都没有在其现代化的主张中放弃中医具体的藏象、经络等理论，有些文章甚至公然反对抛弃这些具体理论基础的做法。在中医自身现代化的论述中，技术取向的主张占据主流。这种主张的核心是通过现代化技术证明中医和发展中医的理论基础，并通过现代技术规范中医的诊疗实践：例如通过的模糊数学对中医的症候进行规范表达；利用数据挖掘的方式分析中医病例数据库；利用计算机辅助技术，测量（面色、舌色）等手段，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四诊进行微观化研究等等。在对于现代医学临床实验体系的引入态度上，很多文章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态度，大部分文章认为中医不能照搬“西医”的临床实验方法，而必须创立中医自身的临床实验体系。
其次，即便是这种富有隐喻色彩的观点，也并非是在新近才发展出来的观点。早在八十年代，钱学森便有过将中医研究和现代科学、复杂理论以及唯物辩证法结合在一起的设想。在这种设想下，人体被类比为一种复杂的巨系统，在某种程度上，中医的发展方向可以克服“机械唯物主义”（还原论）的西方医学局限。我在这里并不试图在现代哲学认识论意义上讨论唯物辩证主义的正确与否问题，为了简化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我试图将所有这些主张理解为在方法论层面对中医研究体系和方向进行规范的尝试。
但利用这种隐喻观点在方法层面推进中医研究，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基础——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中医现代化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假使中医现代化的主张还必须或多或少依托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基础上，中医现代化永远不可能实现。这种现代化学说没有触及到我们上述论及的阴阳五行的核心问题，亦即如何处理一个抽象意义的阴阳五行体系和具体现实世界现象系统的关系。在本质上，这些中医现代化的主张，仅仅是通过技术手段，修饰中医原有理论体系的尝试。但另一方面，假使中医完全放弃自身传统的理论基础，完全在仅仅在方法层面使用复杂科学等理论对科学体系中的事项进行综合，中医在多大程度上还能被称为中医，在多大程度上和现代医学存在区别，也不得不成为我们思索的问题。
五、作为中医理论基础合法性的“整体论”及“复杂科学”
刨除这种隐喻意义上对中医发展的展望（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的悖论”），我更加反对的是当下大多数中医研究者/支持者对于中医当前知识体系的类似论述：“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医是一种整体论、系统论的视角，而西医和西方科学是一种还原论或者分割论的视角”；“整体论的科学是一种21世纪的科学，而还原论是近代科学研究的范式”。这些论述论述并没有将整体论、复杂科学、系统论等主张，视为一种未来中医发展的可能，而是将中医目前所呈现出来的知识体系，表述为一种整体论、系统论、复杂科学的知识体系。亦即是说，在这些论述之下，整体论、系统论、复杂科学反而被视为当前中医理论基础合法性的证据。
我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混淆了方法论层面的整体论等观点和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整体论观点。我丝毫不否认在方法论层面的整体论，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系统并不是简单的部分之和，系统往往能显现出具有更高层次的、自身所独有的特征。但在方法论层面讨论还原论和整体论，最本质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系统”或者“整体”；恰恰相反，构成整体独有特征的，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这种组成部分的关系的研究，才是一个整体视角的价值所在。在整体论的视角中，部分之间的关系被作为特有的研究对象而存在。
中医现有知识中体现的“整体论”思想，并没有任何方法论层面的因素。这种整体论，正如前文所述，是一种基于阴阳五行学说直觉类比而来的无条件生理倾向，这种整体论是一方面是规定人体生理如何运行的“整体论”，另一方面是缺乏基本系统要素分解的“整体论”。也就是说，中医的整体论，不涉及到组成部分关系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医现有的知识体系中，组成部分的关系是被预先假定的。在现有的中医知识体系中，只要人们能够找到可以类比阴阳五行系统的切人点，所有组成部分的关系都可以被阴阳消长、五行相生相克这几组变化形式所概括。这在方法层面上，恰恰正是中医支持者所痛斥的“还原”。
“复杂科学”同样也是如此。著名的朱清时院士曾经在一篇演讲中将中医视为复杂科学，并且反对在“还原”的意义上破坏中医，例如研究分析中草药的成分。在朱院士眼中，中医的直觉体悟具有某种神圣化的色彩，被认为是经历了千百年反复验证的。但正如用佛法解释物理学一样荒谬，朱院士显然缺乏对于中医知识或者科学方法论的基本认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将人体类比为非线性、混沌、自组织或者耗散结构，而是在什么意义上理解及使用复杂科学。在缺乏经验基础的前提下，我们无法应用复杂科学，也不可能使用复杂科学产生任何新的知识。
我无意于讨论现代科学或者现代医学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还原论”的方法，这个问题的回答很难脱离具体的研究问题及领域而存在，例如生态学、流行病学的研究几乎都可以视为是“整体论”意义上的研究。但在讨论一门知识体系是否属于“还原论”还是“复杂科学”抑或“整体论”之前，我们必须明确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讨论这些观点。现有中医支持者论述，很大程度上混淆方法层面的还原论/整体论，以及实体意义上的还原论/整体论。
六、结语
我在上文中进行的所有努力，都只是为了粗略地解释如下一点：中医并不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人类可靠知识，中医也难以在坚持现有理论基础的前提下，发展成人类可靠的知识形式。站在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或者知识可靠性的立场上，对于中医未来发展的态度，只能是“废医存药”，亦即废除中医传统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存留的中药，利用现代临床实验的体系，进行验证。这个观点绝非我的原创，而是早在新文化运动之际便形成的主张。
事实上，中医知识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启蒙运动以来认识论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人类理性在追求无条件的东西的自然倾向中，必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认识矛盾；而对于所有不能言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在人类的今天，我们早已没有办法再回到一个魅影缠绕的神秘主义世界。
我绝不认为，我们能够站在麻木不仁的位置，批评相信或者使用中医的患者。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代医疗体系并没有为所有人提供足够或者公平的医疗保障；假如基于实用的立场，在安慰剂效应被广泛证实的今天，替代医学的使用也并非是绝对非理性的选择，这至少具有某种索罗斯所言的反身性，或者“存在即合理”的意味。在个人意义上，除了选择接受风险以及尽量避免那些已经被证明具有强烈毒副作用的中草药外，这个问题显然不存在什么终极答案。
但我常常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相信什么是可靠知识的态度，实际是一个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在世界中存在的问题。我并不试图讴歌现代医学，并为现代医学所呈现出的众多缺陷及不足进行辩护。科学从来不是万能的，“科学中的每一个判断都富于个性，都濒临失误”。科学并不是绝对的知识，也没有办法表示绝对的确定性。在更大意义上，科学仅仅只是一种人类努力不自欺欺人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