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问题之前，先定义问题，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传播学，是一门研究信息传播行为、过程及其规律的学科。拉斯韦尔总结出了传播学的本质结构，包括信息、传播者、媒介、受众和反馈这五个方面，被称为5W模型。
具体地说，就是谁（Who）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To Whom）说了什么（Says What），最后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根据这样更具体的定义，传播学的研究也就被分解成了控制研究、内容研究、媒介研究、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等五个方面。
定义一个概念，定义得越是清楚，越是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但也存在天然的片面性，总是不能够完全涵盖整个客观问题。比如，传播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也影响着整个传播链。
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是20世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主要作品是《世界大战时期的宣传技巧》、《宣传与传播世界史》。他对二战时期对世界各国的宣传技巧作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5W模型。后来又提出了三功能学说，即大众传播有着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和继承社会遗产等功能。拉斯韦尔一生著作颇丰，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分支领域，也被尊称为传播学的奠基人。
在我研究学习过程中，发现了一条规律——需求是解决问题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但学科研究也在期间进行得如火如荼。战争机器使政府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的问题，如何提升士兵士气，让军队精神风貌更宜作战，这促使了社会学家的研究；如何宣传战争消息，让国民支持前线作战，其实就是让国民自愿纳税，供给军备，这促使了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如何让美国政府更好地与日本、韩国等打好交道，切实解决战后安抚问题，这就需要深谙世界各国文化的人类学家深入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一系列的问题，催生了真个学术界的发展繁荣，切实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成了学术研究的支撑点。这时候，实证研究得到了更好地发展。传播学的诞生和发展，也发生于此期间。
与传播学相识，是我在梅溪书店看书时偶然中看到了一个传播学专题。我一直在想，传播学有什么用，能够帮助我做些什么“大事”。我们身处一个大众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报纸、广播、书刊、自媒体等无时无刻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在以前，我们做的决定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还有客观环境。而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根据我们看到的“事实”，一个媒体所构造的“拟态环境”。我们每天喜欢随大流，凑热闹，瞎操心，与媒体朋友们共舞，一起创造一个“盲人时代”。大众传播如此的发达，让一部分人耳聪目明的同时，也让一部分人成为了可怜又可恨的瞎子、聋子。果不其然，这又一次证明了“二八法则”的经验正确性。
我们为了给自己一个干净的世界，没有杂音，没有涂鸦，就应该去了解社会是怎样影响着我们的，或者我们应该如何去影响别人。或者退一步，为了让自己能够继续与肮脏共舞的同时，明白身处的客观环境，不至于被人给蒙蔽了双眼。
传播学对于我的意义，大抵如此。
其实，这也是我想开始创作这一系列文章的初心，我想要用微小的力量来改变一些人，让这个社会也许会因为我的存在而变好了一点点。2018年的这几天，我明白了，现代人需要的应该不是更多的情感呼应，因为这方面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需要的应该是心智上的一次次突破，需要的是一种“确定感”，而不是一些模糊的感觉或道不明的情绪。
心灵里，只要种下了这颗种子——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那么就真的不再需要其他种类繁多的衍生品。半途而废、烦躁、难自律、急功近利、拖延等等症状，都会因为它而没有存在的意义。这种“农夫精神”，或许就是我们现在所缺失的。也许我们不知道，也许是我们知道了却没有笃信之。
大概也是因为我的年轻，没有这么多的心理能量支撑我去写更多情感有关的东西——真情实感也好，碎碎念也罢。但也没准儿，到我年迈时，也会成为一个兜售“鸡汤”的老年人。但即使那样，我相信未来的自己，到那时我煲的“鸡汤”已经在时间的酝酿中褪去了毒性。皆大欢喜，岂不乐哉？
从拉斯韦尔说起，说到这儿，到下一行字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