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袁枚在《黄生借书说》中对前来借书的黄允修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可知古人借书阅读是求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毕竟穷苦人家识字读书不容易，家里何来藏书呢。自隋唐开科取士以来，读书人越来越多，上有锦衣王公下有布衣庶民，借书就成了读书人绕不开的话题。明代的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可以说，宋濂大学士借书学习的情形，就是无数寒门秀才求学进取的一个缩影。
得到一本书不容易，收藏一本书更不易，所以有人对自己的藏书视若珍宝，坚决不肯借给别人看。明朝的赵琦美家有藏书楼曰“脉望馆”，藏书数万卷。“脉望”就是书虫的意思，赵琦美嗜书如命，算是一位雅士，可他就是不借书给别人看。明末清初钱谦益家的“绛云楼”所藏都是宋元版本，极为珍贵，他连一片纸都不肯借给别人看。可惜后来一场意外使得楼和书毁于一场大火。清朝吴焯家有藏书楼“瓶花斋”，所藏多为宋元善本，他小气得很，不肯轻易借人看，除非是自己的知己好友，他才肯借给人家。吴焯痴迷藏书，精神可嘉，“若饥渴之余饮食，求必获而后已”。他同时期的好朋友赵昱“每闻一异书，辄神飞色动，不致之不止”。这二人真是爱书如命，堪称世间绝配。人生能遇良友，真是一大快事。
俗话讲“宝剑送英雄，良琴赠知音”。好东西就要懂得和人分享，能借书给别人是一种风范。古人不见得都是小气之辈，也有大方借给别人书的，甚至还有主动借书给别人的。晋朝的范蔚家有藏书七千多卷，每天慕名来读书的都有一百多人，甚至有人干脆住到他家。范蔚不但负责找书给别人，还负责读者朋友们的衣食住行。还有宋代的宋敏求，他家里藏有善本图书数万卷，也乐于借给别人。很多士大夫为了方便借书，干脆把家搬到了他家附近。北宋的李公择把抄写得来的九千多卷图书放在了庐山白石庵僧舍，供人阅读。庐山白石庵简直就是民间的公共图书馆了。再比如南齐的崔慰祖也从不拒绝借书人。
要说大方借书与人的境界，还得数清朝的朱筠，他是《四库全书》的纂修官。其藏书楼名字雅致，叫“椒花吟舫”，藏书达数万卷，他还在藏书楼四处种上了鲜花。慕名而来的读者络绎不绝，他都一概接纳。“椒花吟舫”日夜有人读书抄录，谈论吟哦之声四时不绝，成为书林佳话。和他一起修《四库全书》的同事周永年也很开明，他喜欢借书给别人看，干脆给藏书楼取名“借书园”，他还加大宣传力度邀请别人来这里读书学习。可以说，他已经具备现代图书馆的管理意识了。朱筠的另外一位同事鲍廷博，其藏书处叫“知不足斋”，所藏图书过万卷，有人来借，也是有求必应。可见行事大方为人慷慨的读书人也是不少的。
那些不肯往外借书的读书人，我们也应对他们表示理解：一是得到一本书不容易；二是书籍被频繁翻阅会很快破旧不堪；三是不一定每一个读者都懂得爱惜图书；四是藏书室要防火，闲杂人等不宜随意进出；五是书借出去后，不见得可以收回来。说到有人借书不还，清朝的法式善就有一次惨痛的教训：他有次在书摊买了一捆秘本图书，正好被朋友看上，说要借去看看。法式善不好拒绝，就答应了。谁知这老兄后来厚着脸皮再也不还给了。每想到这事，法式善就后悔不已。不过，法式善是在五十步笑百步，他也经常“顺手”牵走翰林院从民间征来的珍贵图书而不还，这叫不告而取。这都是读书人的事，按孔乙己的说法，应该不叫“偷”吧？
说到偷书的事，史上倒有几件让人痛惜叹惋的典故。元朝的袁桷藏书无数，哪知死后子孙不肖，没能好好看管家里的藏书。那些藏书都被仆人婢妾偷走毁坏或者卖掉，糟蹋完了事。袁先生若地下有知，怕也要被气活了。明末清初的史学家谈迁，花了二十六年心血，六易其稿撰成四百万字的《国榷》，却被小偷偷走了。这对一位著书人来讲，该是多么大的打击？谈迁伤心过后不顾年迈，又重新写成了《国榷》。（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