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失范现象愈发严重，于家庭方面体现在分裂（离婚率上升）、生育率下降、规模退化（如北欧国家的核心家庭退化最为严重，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一人家庭则占到75%[1]）等。

社会失范与分裂现象，其实从未超出过生物学的解释范围之外。因此在确定社会因素之前，首先要了解的是生物学背景。

从家庭的生物学起源来说，伯厄斯之后的人类学[2]基本认定不存在自然的或是正常的人类家庭。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古典自由主义者在社会源起问题上把社会的自然状态形容为由孤立的、利己的个体组成。如霍布斯于《利维坦》中关于文明社会最有名的理论，一种“人人相互为敌[3]”的局面，之后人们通过互相协商而达成某种社会契约，从而建立利维坦——一种能够促成秩序并捍卫人们所拥有的权利的国家机器，但它在自然状态下不可能彻底实现。洛克的思想较霍布斯为温和，不过也没有认定人在家庭之外存在天然的社会本能。而卢梭看来，原始人的孤立现象更为极端——

性行为处于本能，而家庭却不是[4]。

不过在另一方面，若把人类的亲属关系如同其他动物物种亲属关系背景下的解释一样，必然服务于特定的进化目的。且普遍认知与大量研究表明，是基因而非文化控制着母亲（此处泛指普遍动物界）与婴儿之间的自发的交流和各种形式的互动[5]。

本篇文章将主要从生物学与动物学角度，通过一系列论证表明：母亲的角色可以肯定具有生物学的基础，然而父亲的角色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也就是说，男人的忠诚是被社群与社会规范约束与施压形成而非出于本性。而这种社会建构，归根结底是由于人类大脑的尺寸导致了人类男性与动物中大多分期或同时多偶雄性的不同。

先论证雄性动物一个普遍的生物学特质，通俗说就是花心。所有的雄性动物，从其本能上说都希望将自己的种子敷广播布以延续自己的遗传因子——其实这也是任何动物最根本的生物学本能，即让其基因能够传承下去；而与此表现形式相反，雌性动物则为了确保自己生育出具有优良遗传因子的后代而对其交配对象严加挑选。换句话说，雄性动物注定是广种博收的，雌性动物则注定是精挑细选的——这是生物性决定的本能，无可厚非。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员，理所当然也具有这种本能，如果单单从道德层面对此进行非难纠黜，等于否定了人类也是动物一分子这个基本事实[6]。另外地，由此可以得知造成男同性恋伴侣众多的原因不是因为男同性恋的性质，而是由于男性特点在这种情况下不受女性择偶特点的约束[7]。

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定论，人类家庭中男性的作用在于提供生活所需的资源，不过生物学暗示了男性这一角色的脆弱性与易瓦解性。即男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一夫一妻的关系，以及在养育孩子时能够起到多大作用，更多地取决于更大的社群中各种社会规范、惩戒措施和外部压力，而并非源于他们的本性[8]。也就照应了前文的论点：母亲的角色可以肯定具有生物学的基础，然而父亲的角色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9]。

而社会建构源于自发或非自发形成的社会规范，在人类社会中这一点体现在养育幼年人类所需要的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雄性动物在养育后代的作用，于物种中差异很大。一些一对一的动物配对形式被误当作了家庭的自然模式，然而事实是自然界中大多数物种的雄性在养育后代的努力中仅仅是提供了一颗精子细胞而已。而何种因素决定了雄性动物的忠诚度，也就是说，雄性动物于何种程度上负担起家长的养育责任，事实上与抚养幼年动物的各种资源的丰度以及获取这些资源的能力有关[10]。即所谓亲代投资。

因而显而易见地，就人类而言，男性在生物性的另一方面被向一对一配对方式——即忠诚——拉扯。简单说就是幼年人类需要更丰富的亲代投资，这使男性的作用变得较于其他物种雄性更重要。胚胎发育阶段尽管经历了相当长的妊娠阶段，但由于人类大脑进化得越来越大，导致孩子在出生之后尚未发育成熟，仍有剩余阶段需要在子宫外完成（其他很多动物在妊娠阶段便全部完成了）。

与此不同的，猿类灵长类作为人类的祖先，其实是乱交的。尽管在群落中雄性会致力于保护与喂养大家庭，但幼猿实际上也是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也就是说初生的婴儿自理能力太差以至于男性也需要在其成长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采集狩猎社会中的捕猎以为家庭提供所需蛋白质的行为到如今与母亲不分角色共同照料孩子，一夫一妻制于是在人类社会中较为稳定地生存发展下来。

综上所述，人类大脑的尺寸——即人类的进化程度导致对亲代投资的需求量，构成了社会建构中对男性忠诚的强制性限制。

[1]. Lionel Tiger, The Decline of Males (New York: Golden Books, 1999).

[2]. Dean Neu, Trust, Contracting and the Prospectus Proces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16 (1991): 243-256.

[3].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Glencoe, 111.: Free Press, 1983), pp.23-27.

[4]. Mary Ann Glendon, Rights Talk: The Impoverishment of Political Discourse (New York: Free Press, 1991),pp.67-68.

[5]. Alice Rossi, A Biosocial Perspective on Parenting, Daedalus 106 (1977): 2-31.

[6]. 渡边淳一. 男人这东西[M]. 九州出版社. pp.1987-1988.

[7]. Matt Ridley, The Red Queen: Sex and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Macmillan, 1993), pp. 181-183.

[8]. Francis Fukuyama. The Great Disruption: Human Nature and the Reco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M]. pp. 102-103.

[9]. David Blankenhorn, Fatherless America: Confronting America’s Most Urgent Social Probl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 3.

[10]. William J. Hamilton III, Significance of Paternal Investment by Primates to the Evolution of Adult Male-Female Associations. (New York: Van Nostrand Reinhold,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