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中国的北方旱、蝗交至，注定又是一个荒年。饥饿像烧锅里的水，眼见它起白烟，眼见它鼓泡泡，一日更甚一日。等到烧开的那天，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青天白日下惊现“人相食”的惨剧。遍地的尸骨来不及掩埋，又导致瘟疫肆虐，人间就是一座炼狱，四处笼罩在死亡的气息中。

这一年，朱元璋十七岁。四月，朱元璋的父亲、大哥、母亲相继去世，死因不详，但非饥即病。一个月之内，连续失去三个最亲的人，对尚未成年的朱元璋来说，精神上的打击不言而喻。三哥去世的早，家里的后事全部落到二哥和朱元璋肩上。

老话说，死者为大，入土为安。可是，身为打工人的佃农，手中既无立锥之地，又逢朝不保夕的灾年，想为亲人觅一处葬身之所，谈何容易。兄弟俩被逼无奈，准备找地主刘徳碰碰运气，想来多年的主佃关系，兴许会出于怜悯拉他们一把。谁知到了刘德家，宽慰话没捞到一句，还被痛骂着赶出了门。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富人也不尽是为富不仁者。刘德有一个堂兄弟，名叫刘继祖，也是乡里比较富裕的地主。与刘德截然不同，刘继祖为人乐善好施，和朱五四在孤庄村还做过邻居。见老熟人家遭此不幸，自然心生怜悯，送给了朱家兄弟一块地，这才让二老和大哥免于暴尸荒野。这里也就成了后来的明皇陵，位于今安徽省凤阳县。

在巨大的灾荒面前，人最不缺的是不确定性。此时，条条大路未必通罗马，却大概率通往死亡。应对不确定性，最佳的策略是分散风险。古人也深谙此道。在资源本就稀缺、分散的情况下，如果还选择抱团取暖，即便遇上那么点能活命的东西，所有人还是逃不脱饿死的宿命。与其全军覆没，不如用单个个体的低存活率，以换取整个族群的延续。

安顿完后事，兄弟俩在坟前抱头痛哭，哭逝去的亲人，哭活着的兄弟，哭无情的命运。为了活命，他们打算像先辈一样，分头去逃难。可人海茫茫，这生离和死别也没什么两样。送别了二哥，朱元璋怅然若失，可似乎也得到了什么。孤无所依的人，最了解自己，也多了颗铁石心肠。

十七岁的朱元璋，还只是个半大小子，该往哪里去，一时也没个主意。领居汪大娘是个好心人，看朱元璋年纪太小，出去也是九死一生，便给他寻了条生路，到村头的皇觉寺当和尚。在元朝，寺庙不仅拥有税赋的豁免权，还可以自主管理财产和收入，算得上经济效益不错的单位了。相比较做个流民，到寺庙出家当和尚，起码能混上口饭吃了。

在朝不保夕的世道里，想进寺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到处都是僧多粥少，不往外踢就不错了，哪里还肯塞进外面的人。汪大娘确实是难得的好人，自家都快揭不开锅了，还拿出压箱底的钱，为朱元璋置办了礼品，让儿子陪着他到庙里。

出家的生活并不总是诵经念佛，也是各种劳苦杂役。日常的清洁洒扫，挑水烧饭，添油换烛，哪一个都缺不了人来干。朱元璋初来乍到，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活儿，自然就落到了他的头上。一天忙到晚，只有夜的黑才属于自己，失去庇护的朱元璋，此时心里想必五味杂陈。

覆巢之下无完卵，大环境的崩坏下，小天地的好景也长不了。两个月不到，皇觉寺的粮食坐吃山空。老主持下令封了粮仓，众僧无可奈何，只得各自散去谋个活路。朱元璋的流浪生活只被推迟了一个多月，不过这次换了个好听点的名字——化缘，之前叫“要饭”。

要饭的心情就像煮沸的汤水，分分秒秒都是煎熬。投靠无门，举目无亲，凄怆如风逐之蓬。朝望突烟，暮投寺门，仓惶如丧家之犬。作为一个四肢健全的人，不能靠劳动养活自己，却要低三下四看人眼色，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伤人的。然而，这一切又该怪谁呢？此刻的朱元璋，还没有把问题的矛头指向元朝统治者。他谁也不怪，只怪自己命不好，苟活一天是一天。

不得不说，朱元璋是个有恩必报的性情中人。即使当了皇帝，对年轻时的落魄也毫不避讳，大胆承认接受过哪些好心人的资助，胸怀之坦荡，情感之真挚，读来不仅令人唏嘘，更令人叹服。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朱元璋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刘继祖、汪大娘配享黄陵，接受世代朱氏子孙的祭拜，而他们的后人自然也是福泽绵长，一直到明朝灭亡为止。

参考资料：《明史》、《国榷》、《明通鉴》、《御制皇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