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丢了中国传统教育之本？
上个世纪初，中国教育进入历史新纪元——废除读经，引如西方现代教育。它有两大特点：第一，增加了许多科学技术相关的学科内容。比如设置物理、化学、地理、数学等课程。这些内容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它关乎着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另外，教育形式也发生巨大变化，采用班级授课制。高一、高二、高三这叫“级”，几班、几班这叫“班”，加起来就是“班级”。不同于传统私塾教育，班级教育一下子提高了授课效率，一个老师可以面对一个班的学生讲。
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它的一条腿——科学技术教育，而疏忽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中国全面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时，西方教育的基础是否和我们存在差异？
要知道，西方的孩子除了在学堂接受科学与人文教育之外，还有一个受教育的场所，那就是教堂。这个西方世界无处不在的教育场所，始终给人精神与道德上的双重支撑。
在中国，古代教育有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每个村落都有私塾学堂，每个家族都有祠堂，每个家庭都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所以，古代传统教育下，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出现一些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问题。
现在中国孩子的成长教育，只有一个学堂，学的是知识和技能，但知识和技能并不能构成人精神世界里最终极的那部分，不足以构成全体国民的道德基础。尽早开始经典教育，或许能弥补这一缺失。
我们的教材真的缺少文化含量？
一次，鲍鹏山在山西给中小学老师讲座,翻看小学语文教材时,发现里面有一篇课文,讲的是“猴子尾巴长,兔子尾巴短,松鼠的尾巴像把伞”,课文后面还要求背诵并默写。他问老师,学生背诵它有什么意义吗?
再翻开第二篇课文,里头说,“西瓜大,芝麻小”。鲍鹏山笑了,这还用拿到教材里教吗?这是给普通孩子编的教材,还是给特殊学校的孩子编的?
“以前学校的教材是学生进入学堂了，和圣贤在一起。今天我们的孩子进入小学了，和禽兽在一起。” 这样的语文课，能教出什么呢？老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痛苦。
南怀瑾曾说，他小时候读的书一辈子有用。而现在，小学一年级读过的作品，二年级就会忘了。
美国中小学教材中，集纳的都是经典文学作品，在有限的时间里，将一流作家的作品呈现给学生，这是美国中小学语文教材的“底线”。读过名著的孩子，其鉴别能力和心智发育程度是不同的。
对于法国中学生会考、美国SAT与中国学生中考作文题目的差异，相信绝大多数中国学生都不见得理解其蕴含的意思，更不要说写篇文章了。
我们学习西方，在大学教育中也实行通识教育，美国学生阅读更侧重读原著典籍，例如理想国、柏拉图对话集等，而我国学生更多阅读的是“概论”，名著的选段，都是碎片化的知识。
其实，知识不具备两个特点是没用的，第一，不具备整体性，第二，不具备体系性、系统性。碎片化的知识和不成体系的知识，不但对人没有意义，而且只是一些无效的信息，会对人的智力形成一种切割，它无法形成人的认知能力、逻辑能力。
连文化经典都不读，还有什么够资格拿来读？
“不少家长问过我，老师，为什么要读《论语》？这其中蕴含的意思就是，《论语》中考、高考不考，找工作也不需要，读来有什么用？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问题。在美国，每个人都要阅读《圣经》，这是在考试中绝对不会出现的内容，但是没人会问“读《圣经》有何用？”。
试问，一个民族连它的文化经典都可以不读，还有什么够资格拿来读的？
鲍鹏山对教育的理解有两个：第一，安顿好自己的内心。第二，唤醒自己的生命力、情怀和创造力。
安顿内心靠什么？靠文化、靠价值。就像孔子教育学生，会给出一套价值标准，仁义礼智信。以后再踌躇迷茫时，你想想孔子会怎么选择，不就明白了吗。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自然就心安理得。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价值标准都是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圣人遗留下来的。轴心时代指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两百年，尤其是公元前六百年到公元前三百年。
中国有哪些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古希腊是哪些人？是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
古犹太是哪些人？是摩西。
古印度是哪些人？释迦牟尼。
所以，文化经典有三个体系——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体系。
本文由泮英书院山长鲍鹏山教授所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