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完 璧；摄影：锦江区档案馆、完 璧】
旧时九龙巷得名有两说。其一是从神话角度说的，清康熙年间重建成都要定街名，因传说中蛟龙潜伏于御河、金河水下，且守护御河之龙为老九，所以就把御河旁的一条小巷命名为九龙巷。其二是从功用角度说的，城内从沟头巷开始，地下排水渠道分为九支而出，也许有那神话的原故，九支排水渠便称了“九龙”，此“九龙” 上面的巷道也因之命名。
清“康乾盛世”，九龙巷更以织锦闻名天下。清代道光年间，成都的九龙巷、科甲巷街道两旁，近百家蜀绣作坊拉开数百米长阵，而市井中更有数以万计的人以刺绣为业赖以生存。
历史上以锦绣著称的“蜀绣”，与“苏绣”、“湘绣”、“粤绣”并列为中国“四大名绣”。而蜀锦乃产于汉至三国时蜀郡（今四川成都地区）织锦的统称，是传统织锦之一。说是传统，是因为民间极为普及，从自给自足到自产自销，起源于川西民间的蜀绣，即被东晋史学家常璩收入《华阳国志》，将锦、绣并列誉为“蜀中之宝”。但凡有介绍蜀锦的文章，皆少不了“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描写，这种在当时成都随处可见的场面，实出自西汉文学家扬雄撰写的《蜀都赋》。至三国，蜀汉在成都古百花坛一带置锦官城，以集中织锦工匠，管理织锦而得名。唐宋时，蜀锦更为灿烂夺目。但从元以后，蜀锦衰微；明末兵燹更令濒临绝迹；清康熙年间，滇之锦工归蜀才得以复苏。官办的好景不再，民间的如火如荼。清朝中叶以后崛起的民间锦秀业，在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逐渐形成行业，辅之以世代相传、技艺出众的成都周围郊县（郫县、新津、邛崃、崇州等）农村刺绣副业之众，蜀秀正以继往开来的姿态拉开架势。“三皇神会”应运而生。这是在道光年间(公元1830年)成立的民间行业组织，即由铺(店主)、料(领)、师(工人)组成的刺绣业专门行会。蜀绣也初露现代规模生产和市场营销端倪。
民间盛行的蜀绣，刺激了官方。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专设刺绣科（官府在各县办的"劝工局"也设了刺绣科），以名家领衔研究刺绣技法。其中，以张洪兴等人剌绣技法最为了得，他们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在巴拿马荣获了赛会金奖；张洪兴独自完成的绣制狮子滚绣球挂屏，还得到过光绪皇帝的嘉奖，其本人亦被封为“五品同知衔”。因此，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刺绣商号及绣铺逐日增多。据《成都通览》云：“劝工局所出之品为天下无双之品，以东洋之绣工较之，出于东洋十倍矣”。外国人来成都“多购买数十年外之旧绣品为玩物，能出重价”，如“女人之裙幅，购去即作门帘；官场之，购去即作茶几上之盖面；神会之绣帐，购去即为壁上之屏幅”(《成都通览》)。清末一幅高1.8米、宽0.7米的蓝底上段、主体红底的“仙鹤戏莲”蜀绣门帘，在今四川广安华蓥市被发现时，其雍容华贵的高超刺绣手法，堪为上品，技惊四座。
民间则以生活需用为主，如衣帽鞋袜枕套被面等，其绣品往往自成一体、独具功力。这些绣品，既能登大雅之堂，亦能入寻常人家。在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的绣品店铺，既有品牌名家，亦有小店小家。据载，成都王松轩女史就是独家密制彩线，比着名家粉本“葫芦”画“瓢”，绣出如工笔画般的小品，很受一般姑娘闺秀青睐。而上海露香园顾氏绣品则是大家之作。她由明代传至清代，以宋、元名画为题材，世称“顾绣”，这一典型的闺阁画绣成为了民间刺绣的代表。清末成都九龙巷、科甲巷一带，其锈铺多打“顾绣”招牌。这也并非只是招徕顾客的手段，其中不乏吸纳优秀绣技的成分。也有一个传说可以映证：清道光年间，有位官员从苏州调任入川，随带戏班中就有三个持顾绣技法的绣衣师傅，都是男人。如此，顾绣之法传徒授技融于蜀绣，体现出蜀绣的包容性。而“传男不传女”这一囿于世俗之礼的传统，则竟影响后世，如今的蜀绣老艺人几乎都是男人。
（下篇：《因袜而兴暑袜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