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上网，恰看到小南坡村人臧凤才回忆在修武一中求学的文章，引起我无限感慨。
我和修武一中的渊源很有故事性，因为它连接我家三代人的情缘。
修武一中以1936年创办的大道中学为雏形，后因时局混乱，曲曲折折。1951年5月，修武县人民政府决定恢复筹建，我父亲邓洪波就是那年由孟县机关业余学校教导主任、五完小校长调修武一中任教导主任，时无校长。
修武一中在原外国传教场两栋洋楼基础上扩建，修武史称“南洋场”。到我四五岁记事起，不断跟随父亲到学校玩，又和父亲在学校住了一段时间，对那时的修武一中至今不忘。
那时，两栋洋楼是老师的办公室，西楼楼前南北两侧出檐房是教室，我1962年上初中就是在南排最东头的49班。
父亲因扩建学校操场力争学校利益受记过处分，又因为选用有能力的老师被疑阶级立场，正好和父亲所谓的“叛徒”问题挂了钩，1961年被贬到二中任普通教师，1962年突发急疾去世，逝时家里无一在身边。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父亲的“叛徒”问题被平反，母亲也有了抚恤金，但和修武一中再无瓜葛。
父亲在修武一中工作10年，他的工作能力有口皆碑，并且拢聚了一批教育精英，现在半个世纪过去，我仍然随口就能说出好多： 秦蔭堂，梁萍，谢时生，王伦一，杨兆吉，史振武，张一力，薛光勋，蒋五正等。 还有老校工蒋步天，他除了一丝不苟的摇动上下课和各种作息的铃声，还要提一个大铁壶给各教研室和学校领导送开水。 后来我到焦作日报做了记者，出点成绩，父亲的一些老同事也会表示祝贺，梁萍老师曾经请我去他家叙旧，王伦一老师还给我发过贺卡。
父亲多才多艺，时修武一中的篮球队，文艺队在修武很有名气。我四五岁随一中演出队上县城演出，依稀记得有表演唱《十大姐》、《夫妻识字》等。
我父亲的书法也非常了得，修武县烈士陵园的三块主碑之一的行草体就出自他之手。
修武一中在我孩提时代定格强烈。
西洋楼北侧独立的二楼是我父亲的办公室兼卧室，我父亲带我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尿床，父亲就在楼下搭个绳子给我晒被子。洋楼的地下室是学生宿舍，学生放假后我会和几个教师子弟在那里捉迷藏。我记得父亲去世后的第一年麦收季节，我斜穿修武一中去大田拾荒，教师食堂的一个师傅认得我，他去拿了两个白蒸馍偷偷塞给了我。
东洋楼西南角的二楼是后来调去的校长席柱修办公室，他和我父亲共事几年，关系处的还不错，我上初中时家庭困难去找他申请助学金，在初中三年我的助学金应该是最高的，我记得好像是 一学期7元钱。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我也考上了修武一中，时我哥也在该校读高中，由于家庭艰辛，他高中毕业就业工作。我已无心求学，除了语文有些天赋外，其余都在混日子了。所以，我初中三年的印象除了几个同学和教语文的张福祥老师，其他几乎都是过眼云烟。但就是凭修武一中的文学爱好基础，让我以后有了刻苦自学的功底，到改革开放后，我开始搞创作，最后走上了专业媒体记者之路，直至成为高级记者。
我1965年初中毕业至今半个世纪了，我只去过修武一中一次，那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的侄子转学到修武一中，我去找当时教导主任王文灼老师，王老师爽快的答应了，后来我侄子考上了河南大学美术系，大学毕业辗转郑州最后落地北京，如今自立门户当了老板，混的不错，也算没给修武一中丢脸。
我一家三代和修武一中有交集，回忆使我百感交集，有过交集的地方五味杂陈。
好在历史是真实的，我是记者，时代的记录者，把这段历史基本准确的记录于此，留个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