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已逐渐远去，"年"就这么在不经意间从我们迷离的眼前、从我们忙碌的指缝间悄悄地溜走了。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年”早就没有了儿时的期待和向往，人近中年的我们有的只是对“年”的近乎恐慌，面对匆匆流逝的岁月，我们常常不自主的发出“逝者如斯夫”的感叹！倒是童年的过年情形依然是记忆中一处美丽的风景，至今回味无穷......
童年的时候，一进腊月，随着大人们一天紧似一天的忙碌，我们的期待和盼望也变得越来越浓。尤其是“蒸豆包”和“杀年猪”这两项颇具年味儿的习俗，更让我们对年的向往与日俱增。“蒸豆包”对于大人们来说，是一项又忙又累的活，淘米、磨面、烀豆馅，做工讲究的还要把磨好的粘面用最细的筛子筛成极细的面粉，再加上适量的姜黄（一种食用色素），这样蒸出来的豆包亮黄亮黄的，没有黑点，让人看着就眼馋。筛好的面用滚开的水和完放在事先准备好的大缸里，在滚热的炕头发酵。大约一晚上的时间，一大缸面就被发得暄腾腾的了。这一套程序下来大人们往往要起早贪黑的忙活两三天。可是对于孩子们来说，蒸豆包这一天简直是一个盛大的节日。那一天,左邻右舍的大妈大婶们七八个人围着炕上的方桌，把满满的一大缸发好的粘面和左一盆右一盆的豆馅儿象变魔术一般变成一屉屉圆乎乎均匀大小的豆包。而且嘴里也都不闲着，天南海北、东长西短一顿神聊海侃，不知谁又讲起了笑话，欢声笑语充满了整栋屋子。地上也往往安排大约四五个壮年男子：捡豆包的，烧火的，还有一个专门掌握时间和火候的，叫把幢（农村把蒸一锅豆包叫一幢.，一幢一般3到4屉），大家各行其责。而孩子们也都有自己的任务，年龄大一点的帮大人们捡豆包，小一点的则忙乎着往蒸熟的豆包上面打上红点，象征着喜庆。红点有三角形的、梅花形的，依主人的喜好各有不同。记得那时候，豆包蒸得比较多，一般都得蒸到大半夜。结束后，送走帮忙的亲邻，然后在滚热的炕上囫囵睡上一小觉，早上又得爬起来忙碌着把冻透的豆包装到大缸里。至此，包粘豆包的工作算是彻底完成了。
接下来，就盼着杀年猪了。看着一大帮人把活蹦乱跳的肥猪抓起来按到案板上，随着撕心裂肺的嘶叫声，只挣扎那么两下，就变成屠夫手里的战利品了。每每看到这一幕，我都禁不住心惊胆战，却又忍不住把眼睛瞪得更大，心中暗想：猪的命运太悲惨了！当然，这种感觉在看到肥嫩嫩的猪肉的时候，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此时此刻，男人们在外面忙着称猪肉的分量，还不时地评论比较着谁家的猪更大、膘更肥，往往这时候，那种喜悦和自豪总是溢于言表。女人们更闲不着，在厨房里忙着做饭、切菜、烀肉，因为这一天要邀请好多亲朋好友来吃肉。那个时候，小孩子和家庭主妇是绝对不允许上桌的。看着饭桌上觥筹交错的客人们，再看看大锅里炖得烂烂糊糊的肉块和嫩得像鸡蛋糕一样的猪血，我们心里那个急呀，恨不得立刻上桌饱餐一顿。
紧接着，就开始扫房，拆洗被褥、窗帘等。直到把房间打扫得窗明几净，所有家具都一尘不染之后，再贴上新买的年画，房间里立刻焕然一新！年画种类很多，有故事性的连环画、国画性质的山水书法、还有一些名人的画像，记忆比较深刻的是九大元帅的一组画像。通过这些年画，让刚上小学的我了解了很多历史故事；也通过它们，让“业精于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警句成为了我终生的座右铭。记忆中的“年画”不仅代表着辞旧迎新，更渗透着一种文化，它是我童年的一部教科书。
而贴春联，则要等到除夕这一天了。父亲早早起来，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之后，喊我们起来贴春联。片刻功夫，大门、屋门都被大红春联衬托得一片喜庆。厨房里，母亲把一块块四四方方的煮熟的猪肉放在桌子上，猪皮朝上，然后在猪皮上面抹上蜂蜜放到滚沸的油锅里炸，叫“走油”。走过油的猪肉，肉皮鲜红，肉质肥嫩，好吃不腻又容易储存。走完油母亲便开始炸丸子，吃丸子也是我过年最大的期盼。往往丸子还未曾出锅，灶前已经有好几张嘴像小鸟一般在那里候着了，只等到丸子一出锅装上满满一大盘端到屋里吃个够。年夜饭的丰盛自不必提了。吃过了年夜饭，我们大家七手八脚地动手包饺子，我们小孩子也只有在这时候，才敢去亲近那软软绵绵的面团“大展身手”。饺子包完后，母亲拿出象棋和哥哥姐姐们轮番开战，母亲酷爱下棋，这也是母亲辛辛苦苦一大年来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候。我们小孩子自然是闲不住的，不敢自己放鞭炮便结帮成伙地跑到附近的小山坡上看远处的烟火，那此起彼伏璀璨的烟火曾给我童年的除夕夜留下了无限的遐想······
除夕夜是不能早早睡觉的，要“守岁”。等到我们困得实在坚持不住的时候，母亲开始煮饺子。除夕夜这顿饺子是必须要吃的，即使孩子们坚持不住先睡着了 ，也会被大人们喊起来吃饺子。吃过饺子，母亲把叠得整整齐齐的新衣服和装有压岁钱的红包放到我们的枕头底下。那时候的红包里顶多也就一块钱，但对孩子们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我们开心得不得了，枕着早就迫不及待要穿的新衣服和红包，很快就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大年初一早上，母亲会早早起来蒸饺子。农村有句俗话，初一早上“谁家烟囱先冒烟，谁家高粱先红尖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反正初一这一天每家每户都比平时起的要早。
当饺子的香气氤氲着飘进我们的鼻孔，我们叽里骨碌从炕上爬起来穿上母亲早早准备好的新衣服，梳洗干净开始吃饺子。吃完饺子我们去长辈们家里拜年。当然，我们最先给奶奶拜年，爷爷去世后，奶奶不仅是我们家里的老祖宗，也是我们整个家族里辈份最高的老人。那时候，奶奶给我们的红包是最诱人的，不仅数额“巨大”，最主要的，奶奶给我们的压岁钱全是没有过折痕的新纸币。每逢春节前夕，奶奶会专门让在银行上班的二叔给换一些大小面值都有的新纸币。奶奶给的红包里有五元的、两元的、一元的，有时还有一些面值不等的角票，每个红包里都是花花绿绿的厚厚的一沓，总数大抵都是十元钱。这么一沓新钱拿在手里发出清脆的刷刷声，那声音至今都让我迷恋。
给家族里的叔叔伯伯们拜完年，我们就忙不迭的直奔秧歌场。那时候的秧歌场，是农村过年最热闹的场所。那时候的秧歌也真是好看，扭秧歌的都是村里千挑万选选出来的俊男靓女。他们穿上花花绿绿的长袍裙衫，戴上镶满珠翠的头饰，踩着高跷，，随着悠扬的鼓乐声响起，舞动着手里五彩斑斓的大扇子，一个个像仙女下凡一般。秧歌们根据故事情节有着不同的扮相，如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扛着大耙子的猪八戒、披着袈裟一本正经的唐僧、忠厚老实的沙和尚、长胡子的老爷子、拿着大烟袋的老太太，还有头顶梳着小辫子俏皮可爱的傻柱子，真是好看极了！这些人物都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特点选择适合的扮相。而白蛇许仙和小青则要挑选秧歌队里比较年轻漂亮帅气的姑娘小伙来装扮了。秧歌队里的“头领”叫“公子”，这个“公子”可不是个简单人物！"公子“不仅要有洪亮圆润的唱腔，最主要的必须善于随机应变，根据不同的场景，针对不同的人物要有相应的唱词。如果秧歌队给某个企事业单位或个人拜年的时候唱词不符合当时的场景或那个人的社会地位，会惹人家不高兴的，更有甚者会引起打架斗殴。当然了，如果把人家唱高兴了，人家会心甘情愿地给秧歌队打赏。那时候，邻近村子之间的秧歌也要相互拜年，如果有外村的秧歌前来拜年，本村的秧歌要到村口去迎接。两拨秧歌一碰面立刻排好队列拉开阵势，一边踩着音乐的鼓点扭着，一边观看着各自的领头人“公子”走到场中央开始唇枪舌剑地比试一番，好比参加了一场辩论赛不分出个高低胜负来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只不过这场辩论赛是以唱的形式完成的。这也是最能展示“公子”的实力和水平的时刻，如果秧歌队里的”公子“水平不够高，被对方的气势压倒，整个秧歌队的成员都跟着面上无光。
童年的时候没有电视可看，秧歌是农村人唯一的娱乐。秧歌队每到一处圈场，看秧歌的人都会左三层右三层的围成厚厚的一大圈，很是捧场，那时候的小孩子、大姑娘小媳妇们穿着干干净净的新衣服，秧歌场则是她们展示美丽的唯一场所。姑娘小伙谈恋爱也都选在秧歌场，一边看秧歌，一边眉目传情，成就了很多年轻人的美满姻缘。
如今，身居都市的我们，除了那满街悬挂的大红灯笼和那五彩斑斓的霓虹，就再也找不到过年的感觉了。每每这时，我就开始追忆童年，怀念童年那浓浓的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