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快速流动中，总有一群奇特的人，比别人更容易看见历史的容颜”，如果说历史是一艘驶向未来的巨轮，那么他们就是船头的瞭望者；如果说历史是一场永不停罢的演出，那么他们就是观众席上的第一排，然而清醒的人总是痛苦的。他们第一手体验时代的发展，发挥使命感与影响力，也第一时间承受时代的局限与苦闷，每天醒来一切归零，但他们一直在，正是因为他们在，才会有天明。
书中选取17位戒严时期的资深报人，对他们进行采访，将他们口述的历史写入书册。这17位资深报人，在今天是无数菜鸟记者仰之弥高的学习对象，他们是这个职业的英雄，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然而就像何荣幸所说“后人想象他们坚定勇敢，他们身处其中却可能狼狈不堪”，难得的是，即使狼狈不堪，他们也一直身处其中。
他们中的很多，记者都不是人生的唯一选择。司马文武在从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毕业，硕士毕业的他却想当记者，要知道当时大学毕业能当公务员就很幸福了；南方朔获得台大森林系硕士学位后靠翻译生活，一个月至少三四千元，却转行去当记者，月薪仅有1500元；海外办报经验丰富的俞囯基从教师转成记者时薪资也只仅供一家开销，连基本的电话费都无力支出；从小想当领导，长大一心想要参选，却在投身记者行业后，一再拖延自己从政的愿望;从牙医转入医药编辑再到环保记者，杨宪宏的新闻路渐走渐宽。
记者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当记者之前是这样，当了记者之后也是这样，但即使在记者岗位上饱受挫折煎熬，他们都一直身处其中。在那样一个戒严时期，即使是党营媒体也是饱受压力，薛心镕因涉及报道美国军援顾问东西失窃，台北刑警破案迅速而坐牢；黄肇珩受邀采访蒋中正、宋美龄夫妇的新闻稿，被要求写一行空一行，留作检查时用来进行删减添补。而在民营媒体中更是充斥着肃杀与恐怖的氛围，除了各种毫无理由的“不准报道”，还会时常被认为有匪谍。俞囯基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天打麻将，搓麻将的声音招来警署，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个同事却被吓晕倒，可见当时行业内人的压力有多重。他们从选择记者时起，就未离开，携着理想与苦闷走过了戒严时期，有的甚至走过了一生。
因为他们在，以清醒的姿态一直坚守记者岗位，用笔不断的呼唤民主、正义，才会有民主的那一天。如果在戒严的38年中，面对肃杀恐怖的氛围以及十面埋伏的恐惧，他们不去选择记者这个职业，或者中途放弃记者这个职业，亦或者是在记者这个职业上沉湎于痛苦不敢发声，甚至随波逐流，放弃记者理想，任人收买掌控，那么民主的天明定会推迟不少。
媒体在台湾的民主进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而他们做的就是在艰难中狼狈坚持不断追求民主，唤醒民主，因为他们一直在，所以有天明。
解严后媒体所面对的压力，不仅来自政治，也来自市场。面对解严后的乱象，他们坦白自己的无奈甚至愤怒，但是也有人心存希望。黄年以薛西佛斯自比，每天推石头上去然后又滚下来，直言现在写一篇社论还不如给太太洗一次碗有成就感。俞囯基似乎解释了没有成就感的原因“现在当记者写什么都像丢水里一样，没有反应”。总有人在坚持，保留希望的。司马文武则期待“积累很多、很久的作品后，自己的风格、价值观念、基本原则会被人认为是可靠的”，戎抚天称记者只有在舞台上，才能发挥作用。
时代变换，妨害新闻自由的因素似乎更多更隐蔽，但总有人在岗位上坚持，积累着民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