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自己人生的悲剧是从初二那节数学课开始的。
初二那年，距离十一放假还有几天，夏天暑气还未消散，下午的数学课让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呼呼欲睡。早上才买的自动笔又出不了芯，这让我怒火中烧，完全不愿听数学老师抑扬顿挫的讲解。随着我维修自己的学习用具声音地渐渐变大，数学老师的忍耐到达了极限，伴随着刺耳的高跟鞋的声音，我一抬头，看到了满天星星，几个耳光的响亮声音让全班同学都不再昏睡，我被揪起来，高跟鞋锐利的鞋跟，一次次踢到我膝盖，从第一排被踢到最后一排，又踢回来，最后让我在门外罚站，直到“高跟鞋”把该讲的题讲完了，才让我进去。“高跟鞋”猖獗地叫嚣着“回去告诉你父母，就说我踹你，告去。”其猖獗之势，远胜1941年的希特勒，那一刻“高跟鞋”脚下仿佛不是讲台，而是奥运会的金牌奖台和慕尼黑阴谋中里宾特洛甫的座位。
下课后，我任然在座位抽泣，我座位在门口附近，所有进出的同学都用或“安慰”或嘲讽的口气在叫嚷：去法院告老班去，我们给你做污点证人。tvb的法治剧丰富了大陆孩子浅薄的知识，但没有起到一点保护作用。
我迫切等待的放学时间到了，5分钟回家的路，足够我反复思考回家怎么添油加醋给父母复述老师的暴行，我甚至预想着父母带着我找到学校老师时会是什么情景。然而回家后发生的一切与我预想的情景大相庭径，父母听着、看着拙劣的复述和肢体动作，没有任何义愤填膺，没有任何要为我复仇的表示，甚至面带微笑，他们觉得老师打学生正常不过，这一切仿佛一闷棍，让我瞬间懵了，除了给我买新自动笔的钱，我忘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不记得那晚睡觉时膝盖是否还有淤青，不记得自己在那以后有多少个深夜捂着枕头痛哭。
那一刻，我对这个世界失望，无可挽回的那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