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白族是一个多神灵信仰的民族,图腾崇拜、本主崇拜(白族独有的信仰)、佛教信仰和道教信仰交叉分布,白族村寨几乎每一个白族人都是见庙必进、见神必拜,但影响最广泛最独特的莫过于阿嵯耶观音信仰,既是佛教密宗的神祇,又是白族的本主,无论是白族村寨还是汉族村落,谁家婚丧嫁娶、生儿育女、逢凶化吉、遇到喜事,哪一个人职场晋升、学业有成、躲过灾难、意外发财,村里老人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观音菩萨保佑”。

大唐时期,大理地区共有蒙巂诏、越析诏、浪穹诏、邆赕诏、施浪诏、蒙舍诏六个大的部落,称为六诏。738年在大唐支持下,蒙舍诏灭五诏,平两爨,统一云南,建立了以洱海为中心的南诏国,诏主皮罗阁被封为云南王,南诏历传13王,统治200余年。南诏甘为唐臣,倾心汉化,跟唐建立密切的臣属关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发展壮大,《新唐书》记载,唐后期南诏疆域“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国,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已经是一个实力强大雄踞中国西南的大帝国。受唐影响,南诏时期汉传佛教进入大理地区,《南诏野史》及元李京《云南志略》载:“晟罗皮立。是为太宗王,开元二年(714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佛屠像,云南始有佛书”。特别是840~846年唐武宗李炎发起史称“会昌法难”的毁法灭佛行动,许多僧人逃难到南诏,加之南诏第十主劝丰佑废道教,笃信佛教密宗,大力弘法,建寺塑佛,唐瑜伽密宗阿吒力教在大理地区兴盛起来。但受中原“夷夏之辨”影响,唐朝始终把南诏当作蛮夷和边陲小邦对待,没有给予南诏应有的尊重和认同。859年劝丰祐死,其子世隆继位,唐以世隆之名犯太宗庙讳,未遣使祭吊,没有按惯例册封世隆为云南王,世隆“恚朝廷不吊恤;又诏书乃赐故王。以草具进使者而遣。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绝朝贡,“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大肆掳掠唐朝的劳力、财富。“(唐)天子数遣使至其境(南诏),酋龙(世隆)不肯拜,使者遂绝”,但仍保持使者往来。876年,世隆遣使求和,拜迎大唐使节,求大唐公主和亲,与大唐签订合约。877年,世隆去世,子隆舜继位,要求大唐平等相待,“贵府牒欲使骠信(南诏王用骠国——即缅甸大王称谓)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即使唐王朝正在走向崩溃,大唐也一再拒绝南诏平等相待的请求,极大地损害了南诏的尊严,促使南诏自主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觉醒。随着国力强盛,南诏不再仰视大唐,开始否认得唐扶持建国的历史,否定与唐政治文化上的渊源。阿吒力教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崇拜观音,观音原是西域莲花部尊菩萨。借助阿阇梨密教伪造来自印度的梵僧和西域的阿嵯耶观音摄受建国的故事,以汉传佛教观世音像为基质,参照南诏在东南亚征伐和交流时所获得的各种观音形象,融合云南地方民族特色,创造了南诏保护神阿嵯耶观音,借用阿嵯耶观音与唐王朝相抗衡,获得精神上的独立和政治地位上的平等。

阿嵯耶观音最早出现在公元898年《南诏图传》中。《南诏图传》分图画和文字两卷,图传里阿嵯耶观音七次化为梵僧度化众生,授记南诏立国,诏诰天下,诏示南诏立国是君权神授、神圣不可动摇;文字卷说,保和二年(825年),有西域和立来我京都,称“吾西域莲花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至汝大封民国,汝今何在”,阿嵯耶观音名称由此而来。阿嵯耶观音,就是图传中授记细奴罗父子建国的梵僧赞陀崛多。梵僧,原是对南诏早期一些外来游方僧人的泛称,在《南诏图传》中直接将梵僧写成观音,是有意把南诏佛教说成是梵僧传播而来,南诏的阿嵯耶观世音和汉传佛教没有关系。可以说,阿嵯耶观音名称是南诏统治者篡改历史、淡化汉文化、宣扬君权神授、神化梵僧的产物,故也称“建国圣源阿嵯耶观音”。赞陀崛多阐瑜伽,传大理白族佛教密宗阿吒力教(简称白密),不同于汉密和藏密,白密核心信仰是阿嵯耶观音。阿嵯耶是梵文Acarya译音,梵语的意思是“圣”,意为“轨范正行,可端正弟子行为,为其轨则、师范高僧的敬称”,阿嵯耶观音就是圣观音,大理崇圣寺所崇之“圣”就是阿嵯耶观音。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是佛教密宗最高主尊,只是谁也没有想到,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阿嵯耶观音成了大理地区家喻户晓的神祗,名头超过了如来佛祖。大理国段氏皇室最多时供养了22面阿嵯耶观音神像,数量远远超过大日如来,甚至有的段氏子孙的名字都嵌有观音二字。好多白族人知道阿嵯耶观音,却不知道大日如来,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只知拜观音,很少去礼佛”,观音成了大理白密的主尊,影响着大理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以至1944年美国学者海伦·查平博士在经过长期的调查和研究后将阿嵯耶观音称之为“云南福星”。

佛教传入南诏以前,大理普遍信仰巫鬼教,社会为巫师把持。南诏建立,巫鬼教已经无法满足统治者和政权的需要,南诏迫切需要一种强大的宗教作为其统治的精神支柱。大理是印度佛教、南传佛教(上座部佛教)和北传佛教(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传播路线的交汇处,为改变巫鬼教独大的局面,南诏统治者竭力推行佛教信仰,大理人开始转为信仰佛教。白族民间传说《观音伏罗刹》和《南诏中兴画卷》中,西方妙香国的一位老和尚牵着一条小狗来到魔鬼统治的大理地区,找到国王罗刹讨要一块袈裟大的地面容身,得到罗刹允许。于是,老和尚将袈裟向天一掷,刹那间把整个大理盖住。罗刹怕了,吹起妖风,想卷走袈裟。只见小狗腾空一跃,四腿伸展,镇住袈裟,罗刹落败,被囚禁在点苍山下。后来,老和尚化身巍山农户细奴罗的师傅,辅佐他统一六诏,建立南诏国,祭铜柱大典时老和尚现出阿嵯耶观音真身。观音战罗刹的故事,反映的就是佛教取代巫鬼教的事实和过程。大理地区佛传故事中,阿嵯耶观音传说是最多的:他(她)用智慧战胜专吃人眼的恶魔罗刹,缔造千年依旧的三月街“观音古市”;他(她)赐予南诏公主风瓶,吹开洱海水去看望化为石骡的情人苍山猎人;他(她)赠段思平神枪宝马,帮助段思平建立传承22代的大理国;他(她)化身巨人背负巨石吓退敌人,使大理人避免了战祸。这些传说饱含着大理地区和大理人对阿嵯耶观音的敬意和信仰,且随着佛教信仰和本主崇拜的交流融合,阿嵯耶观音变成了守护大理、保家安民的白族本主,变成了大理白族的保护神。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二十一日在大理城西点苍山脚下举办的三月街(又称观音市、观音街、祭观音街),就是大理白族人崇拜、祭祀本主阿嵯耶观音的道场和节日。

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佛教特别是密宗阿吒力教逐渐成为南诏大理国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阿嵯耶观音成为南诏大理国一致崇拜的对象。《僰古通纪浅述校注》记载,南诏劝丰佑是第一个笃信佛教密宗的君王,他恭请摩伽陀国僧人赞陀崛多为国师,嫁其妹越英公主于赞陀崛多,修建崇圣寺千寻塔、弘圣寺塔、佛图塔等,铸佛11400尊。世隆在位期间(860~877年)“建大寺八百,谓之兰若。小寺三千,谓之伽蓝,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隆舜信笃阿嵯耶观音而改国号为“嵯耶”,又号大封民国(大梵天国的异译),自称摩诃罗嵯耶(即佛教护法大黑天神),钦崇“圣像教”,熔真金铸阿嵯耶观音像。阿嵯耶观音的出现深深烙上了民族的烙印,塑造了一个新兴的独立自主的民族象征形象,取代了长期统治南诏的汉文化主体地位,增强了南诏整个民族的凝聚力。随着大理国(937年~253年)的建立,一个新兴的民族集团——白族,更是将阿嵯耶观音信仰推到极至,阿嵯耶观音成为了威力强大的根本信仰,慈悲救苦、利乐有情、行善积德、戒杀放生的教理教义成了全社会包括统治者在内必须遵循的原则。一方面奉佛教为国教,全民信仰佛教,上到皇室君王,下到贫民百姓,每个人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另一方面政治斗争加剧,出家成了失败君王逃避现实的无奈选择,22位段氏国王就有9位皈依佛门,披上袈裟,古佛青灯相伴。整个大理国跟佛教密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佛教密宗文化深深植入白族人的血液中,元代李京《大理行记》描述:“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毕乃以”。正因如此,大理有了“妙香佛国”之称。

观音是名号最多的菩萨,如甘露观音、水月观音、鱼篮观音、送子观音……观音称谓不下数十种,但阿嵯耶观音只有南诏大理独称。南诏开始大规模地造塔建寺、开凿石窟,以致“沿山(苍山)寺宇极多,不可殚纪”(元朝郭松年《大理行记》)。南诏、大理国期间,王室外铸佛献寺时,铸造的多半是阿嵯耶观音铜像,甚至在崇圣寺铸造了一尊高28厘米、重1115克的纯金阿嵯耶观音像。《南诏图传》中的阿嵯耶观音圣像,以及大理国时期《张胜温画卷》、剑川石宝山石窟(愁面观音)、沙登箐区2号窟和崇圣寺三塔出土文物中的阿嵯耶观音圣像,身躯、头饰、发辫、服饰都与同时期的唐宋观音、藏传观音造型迥然不同,跣足而立、上身裸露、手结“妙音天印”的阿嵯耶观音头戴莲花宝冠(冠正中嵌一尊跏趺而坐的阿弥陀佛像),因宽肩细腰、身躯扁平、体态修长又称细腰观音。我国数十种观音造像中,早期多男性菩萨,唐宋以后逐渐为女性菩萨,性征明显。阿嵯耶观音像性征很难辩视,宽大的肩,平坦的胸,大而有力的足,像是男性;纤细的腰,戴耳环、手镯、项圈等饰物,又像女性。这些颇具滇密阿吒力教浓郁特色的阿嵯耶观音像,有着极强的大理地方民族特色,是南诏大理国佛教造像的典型代表。

元明时期禅宗传入中土,明太祖朱元璋禁传密宗,许多大理人转而信仰禅宗,大理密宗影响日渐缩小,加上明清时大理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与其有所抵触的密宗信仰转入民间,信仰人数大大减少。阿吒力教作为一种宗教流派逐渐成为历史,但作为宗教信仰的一种形式,阿嵯耶观音信仰并没有消失,而是完全融入到白族人的血液里一代代地传承下来。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中,阿嵯耶观音信仰渗透到白族民众的生活中,化解不同信仰群体的争论,促进不同信仰群体的和谐共处,让白族人在保留自身民族文化符号的同时更加多元和开放。
作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标识,阿嵯耶观音已成为白族的文化身份标志和精神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