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书院》里，大大在回答读者提问时提过，如果有机会给大家讲讲名字的学问。我就找到了熊逸以苏缨为笔名出的这本书，里面有很多你想都没想过的文化常识，思想史知识，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1）古人只能称呼字，而不能称呼名。一个人的名标志着他的未成年身份，只有父母和尊长才可以直呼，如果你当着一个同辈的面直呼其名，就等于当面在说：“小毛孩儿，我是你爸！”一个人便开始正式步入成人社会了，人们再称呼他的时候便也只能以字相称，名成为他在尊长面前自称时的称谓。所以说那时候的字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名，字比名要重要许多。

2）对名的避讳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交礼仪，甚至可以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在避讳的规矩里，向来有“临文不讳”的说法，凡是写文章、读经典，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该怎么读就怎么读，这种时候不必考虑避讳问题。

3）古人幼年取名，成年取字，名与字的含义总有高度的相关性。比如孔子的儿子名鲤，字伯鱼；孔子有个弟子宰予，名予，字子我（“我”和“予”是同义词）。

4）周公旦，姓姬，按照现在的名字称呼规范，我们应该叫他姬旦。

5）以现代概念而言，姓是一个人的根目录，氏是姓的分支，从一个姓里可以分出很多个氏。姓是血缘符号，氏是家族分支符号。

6）为了避免争端，就有必要在一开始确立好与继承资格相应的名分。所谓周礼，儒家推崇的所谓正名，儒家之所以被称为名教，正是由此而来的。

7）古代杀牲祭祀，最高规格者称为太牢，要用到牛、羊、猪三牲；次一级者称为少牢，只用羊和猪；再次一级者称为特，只用羊或猪一牲。

熊逸：名字的由来

“熊逸”出自《资治通鉴》卷二十九之建昭元年：汉元帝到虎圈斗兽，后宫嫔妃皆在一旁围观，不料意外陡生，“熊逸出圈，攀槛欲上殿，左右、贵人、傅婕妤等皆惊走”，原本圈养在围栏里的熊突然逃了出来，所有人四散奔逃。

经过重新断句：“熊逸”一出，所有人四散奔逃。

“正名”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传统之一，两千多年来，人们都相信着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在一件事情开始之前，总需要仔细斟酌它的名义。

现代社会依然没有跳出这个传统，所以我们会看到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时候，打的是一场叫作“抗美援朝”的战争，而我们的对手美国人仅仅称这场战争为Korean War，直译为“韩战”。

被名字注定的结局：令狐冲和任盈盈

我们看金庸小说，书中人物的名字总是大有深意的。

《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和任盈盈，这两位主人公的名字看似朴实无华，比张勇、赵丽娟之类的名字并不风雅很多，但只要你熟悉传统的道家哲学，就会从这两个主人公的名字里一下子看出作者的用意：这两个人今后终成眷属，令狐冲的伴侣只能是任盈盈，而绝不会是岳灵珊。

令狐冲、任盈盈，这两个名字单独看上去并无深意，但结合在一起来看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冲”与“盈”是道家哲学里一组成对的概念，出自《老子》“道冲，而用之有弗盈也”。“冲”的意思是空虚无物，如同杯子里一无所盛的状态；“盈”则是充盈、充满的意思。《老子》那句话的含义是：道的本体是虚而不见的，其功用却是无穷无尽的。

阿朱与阿紫：一字之差，命运截然不同

再如《天龙八部》中的两个女主角——阿朱和阿紫，若是一个熟悉传统儒家文化的读者，只要将这两个名字结合起来看，就会一下子明白作者的深意，也会一下子晓得阿紫注定无法和乔峰走到一起的原因。

朱和紫是非常相近的颜色，但孔子说过，似是而非的东西最要不得，“恶紫，恐其乱朱也”，之所以厌恶紫色，是因为它很容易与朱色混淆。《天龙八部》里，阿紫一心想要夺取姐姐阿朱在乔峰心中的地位，这也是一种令人厌憎的“夺朱”之举。

给孩子取名：琼瑶化

民国时期的那些名门公子、大家闺秀们着实展现了不少令今天的父母们极度艳羡的名字，然而大范围的抽样调查会令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些名字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效仿，反而是琼瑶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成为最受欢迎的模仿对象。

原因倒也不难推想：当年看琼瑶剧长大的那些少年少女如今已经为人父母，“琼瑶体”早已成为他们的骨中之骨，血中之血，这样的名字只求字眼儿漂亮，并不需要有太多的传统文化来做支撑，取起来也不是很难，而民国时期的那些名字，比如梁思成、林徽因，都是从传统文化的经典中取出来的，若没有几分书香的蕴积，确实总会令人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任贤齐、刘若英、林青霞，谁的名字更高明？

当然，今天我们偶尔也能见到一些具有传统风格的名字，水平自然各不相同。如果让你将任贤齐、刘若英、林青霞这三个名字依据取名的水平排序，你会怎样做呢？

由低到高的序列是：任贤齐、刘若英、林青霞。

其实这三个名字都有来历，不过大多数人只能看出“贤齐”是出自《论语》的“见贤思齐”。“见贤思齐”早已经成为成语了，大部分人也都懂得这个词的意思，所以这样取名显得过于浅近，没有什么醇厚的余味。

刘若英、林青霞，这两个名字比之“贤齐”，既没有那样浅近，也可以使人在不知道出处的情况下理解字面的意思（尽管只是最表层的意思），而一旦知道了出处，就会觉得余味无穷。刘若英，这个看似平淡的名字其实出自南朝文学家谢庄的名文《月赋》：“擅扶光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形容太阳与月亮交替升沉的样子。“若”指若木，是传说中的神木，生长于遥远的西方，是太阳所落之处。“英”是“花”的意思，“若英”即“若木之花”。

再如林青霞，名字看上去也有点儿平淡，但它出自南朝文学家江淹的《恨赋》：“郁青霞之奇意”。这个名字之所以比“若英”还要高明，是因为它可以给人多一番的联想：如果你从“青霞”联想到“郁青霞之奇意”，就会明白它还有一层“胸中积聚凌云之志”的意思。

《月赋》和《恨赋》都是《昭明文选》里收录的名文，古人有谚语说“《文选》烂，秀才半”，意思是《昭明文选》若能读得烂熟，就有一半的机会考中秀才了。今天除非读古典文学专业的人，否则非但没读过《昭明文选》，怕是连这个书名都没听说过的。我们的名字越来越俗气，这也是难免的事啊。

暗示的力量

当代心理学家做过这样的研究，在大样本的统计数据里发现这种心理暗示是真实存在的。道理其实相当简单：比如父母给女儿取名“李纤纤”，显然父母觉得这孩子娇柔可人，每天“纤纤”“纤纤”地喊着，越发觉得这孩子娇柔；父母的态度深刻影响到孩子的自我认知，孩子也渐渐觉得自己的形象应该是娇柔可人的，言谈举止就会越发向着这个方向发展。然后同学们这么叫，同事们这么叫，身边的环境永远在给她传达这样的心理暗示。

保护好你的名字

在当时底层社会的共识里，石匠掌握着一种神秘技术，当打桩遇到过于坚硬的河床时，他们会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如此则会给大锤的敲击添加某种精神力量。根据古老的能量守恒法则，这些精神力量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摄自那些被秘密写了名字的人。这些人因此而损失了精气或魂魄，于是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可怕的手艺人

人们对自己无法了解的东西总会心怀敬畏，并不断在想象中为虎添翼。这样的“心理误区”其实是亿万年严酷的进化史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一项生存优势，所以我们会自然产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哲学，会对一切陌生事物充满敌意，还总是在不知就里的情况下仓促对之发动攻击。

石匠、木匠等在古人看来掌握着难以捉摸的“高科技”的匠人，毫无悬念地被神秘化了。世人既需要他们的手艺，同时也惧怕他们的某种“高级技艺”——传说中那是一种近乎巫术的技艺，所以匠人在古代社会里常常被看作是与僧侣、巫师、卜者同类的人。有人认为这是匠人为了争取更高的收益而自神其术的结果，事实上他们也确实从自己的巫师角色中获得了不少额外的收入，当然，同时收获到的还有雇主的其实全非必要的敬畏。

至今仍有一些农村地区保持着这样的习俗——没有人胆敢在营建新居期间怠慢木匠，因为人们相信，心怀不满的木匠会使用“厌胜之术”在宅子的隐秘处做些手脚，可使今后家主轻则家宅不宁，重则家破人亡。

厌胜，“厌”与“压”通假，是“镇压”的意思。在“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的故事里，法海对白娘子所使用的就是一种厌胜之术，将白娘子“镇压”在雷峰塔下。沈士良请石匠所行的叫魂大法也是厌胜之术的一种，比法海的手段还要高级一些，仅仅通过将写有人名的纸片用木桩镇在河床底下，就可以摄取名字主人的魂魄。

厌胜之术

厌胜之术由来甚古，李冰开凿都江堰的时候就曾经雕凿了五头石犀以镇压在长江水底躁动的精怪。然而唐肃宗上元二年，都江堰突然决口，大水淹没了不少人家，杜甫当时以诗史态度写有一首《石犀行》，其中有说“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显然以知识精英的视角对厌胜之术表示出大大的不以为然。

名字，仅仅是名字而已，何以会有如此可怖的力量？

这既有心理上的原因，也有文化传统上的原因。在心理上，一个人的名字是和他本人关系最紧密的符号；在文化传统上，名字从周代，即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时代开始，便被认为是一种“属神”的东西，神圣而不可侵犯。

名字其实就是符号

唐代诗人岑参有一首很可爱的小诗：“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思念远在天涯的故人，梦中只消片刻便越过数千里的距离与他相会。我们的思维似乎比什么都快，所以神秘主义者常常以这个缘故而推崇“心念”，说我们只在一念之间便可以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连光速都望尘莫及。

索引系统就是符号系统。我们是通过索引系统来认知世界的，同样是通过符号系统来认知世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岑参的“片时春梦”里，他的神经系统便是调阅了那位故人最突出的几项外形特征，将之组合成一个框架，大脑还会将缺失的信息以一种相当任意的方式填补起来，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人形象。事实上，当岑参在清醒的时候回忆这位故人时，大脑也是以类似的模式在运作的，所以我们的记忆从来不会十分准确。心理学的这一研究成果早已在刑侦和司法领域里发挥了巨大作用，目击者的证词已经不再被毫无保留地当作“真相”来看待了。

将复杂的事物转化为符号化的记忆索引，这是人类生存中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而使我们迅速记住一个人的最简单的索引符号，毫无疑问，就是这个人的名字。

一般而言，无论是某人的图画、一缕头发、使用过的物件、手迹、停留过的地方、生辰八字（事实上，以上种种都曾经成为巫术的媒介），都不如他的名字那般能够迅速唤起我们对他的记忆，这正是我们天生的认知模式使然。

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几乎可以说“名字即人”，而缺乏现代生物学、心理学知识的古人难免会觉得名字和人之间有某种神秘的关联，当人们对某人的名字施加某种影响的时候，其影响力会自然而然地作用于某人本身。

招魂：古人最后的生死判断？

周朝是一个礼制社会，也可以说是礼仪社会，贵族群体共享国家股权，各级贵族上至祭祀、出征，下至衣食住行，都有一整套复杂的仪节。葬礼或许是一切仪节中最复杂的，事实上在儒家尚未成为一“家”之前，在葬礼上做司仪正是他们的当行本色。

重视葬礼是为了“慎终追远”，可以不断强化共同体成员对“血浓于水”的感受，对于提升集体向心力很有益处。有两个葬礼细节与我们当下所要讨论的内容高度相关：一是招魂，二是避讳。

招魂，古人称之为“复”。假设某位士君子刚刚在家里寿终正寝，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手脚利落的人为他招魂。招魂者需要从东边的飞檐登上屋顶，手里拿着死者生前所穿的衣服，面向北方，拉长声音连呼三声死者的名字。比如死者姓王名林，那么招魂者呼喊的内容就是：“啊——林啊——回来吧——”姓和名在当时还不会像今天这样连起来喊。

人既然刚死，那就意味着魂魄刚刚脱离身体，还没飘远，所以只要把魂魄召唤回来就可以令死者复活。招魂者连呼三声之后，将手里那件衣服从屋顶投入前庭事先准备好的竹筐里，自己从西边的飞檐退下来。前庭有人拿起那件衣服（千万小心，因为亡魂若真的被召唤回来了，此刻就附着在那件衣服上），登上台阶，将衣服盖在死者身上。如果招魂成功，死者就会复苏（当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当人们完成了招魂的流程，看到死者依然复苏无望的时候，就会宣告死者正式死亡，要着手办理丧事了。

只有对天子的招魂有点儿例外，没人敢直呼天子之名，于是只有这样喊：“啊——天子啊——回来吧——”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从来没有哪一任天子的魂魄真的被召唤回来过。

读者应该已经留意到，招魂时所呼唤的正是死者之名，其实这恰恰意味着招魂与叫魂只是一体的两面罢了。

事实上在古代的士君子世界里，招魂是很少有的被别人叫到“名”的几种场合之一。

比如死者姓岳，名飞，字鹏举，招魂时既不喊“岳飞”，也不喊“岳鹏举”，当然也不会喊“岳大人”“鹏举兄”之类的什么，喊的仅仅是“飞”：“啊——飞啊——回来吧——”

在古代的士君子世界里，一个人总会有太多种称谓。在所有这些称谓中，名也许是被人叫得最少的一种。古代的男子到二十岁的时候要举行冠礼，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种成人礼，表示你从此正式加入成人社会，承担成人的义务，享受成人的权利。冠礼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由嘉宾（通常是长辈）为你取“字”，从此除了国君和父母之外，别人对你称字而不称名，这叫“敬其名”，意即对你的“名”表示敬意而不敢轻率提及。父母在你初生时为你取的那个“名”就这样被小心翼翼地保护在社会规范之下了，直到招魂的时候。

招魂结束，死者入殓，灵柩前还要树起一面旗帜，旗帜上要有“书铭”，也就是写上死者的名作为灵柩的标志。如果死者是男性，书铭便直接书名；如果死者是女性，书铭所写的就是她的姓与排行。

如果我们理解了“名”在古代世界的这份重量，就不难理解招魂或叫魂何以会在人们心中有着偌大的影响力。

避讳：名字为什么要成为禁忌

儒家经典《礼记》有记载说，将死者的棺椁下葬之后，所举行的最后一轮祭祀叫作“卒哭”，在此之后，人们便会将死者的神主牌位依固定的次序安置在祖庙里，从此“以讳事神”，亦即死者的名讳从此成为一个禁忌词，是属神的，不得再在人间提起。这意味着“生事毕而鬼事始”，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大家便不再把他当成“人”来侍奉，而是当成“鬼”来侍奉了。

举个真实的例子：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有一个姓姬名寤生的人，身份是郑国的国君。在他去世的时候，郑国要向友邦发布讣告。鲁国接到讣告，这在鲁国的纪年里是鲁桓公十一年，鲁国史官将这件事记载下来，这就是《春秋·桓公十一年》里的那条记载：“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意思是说：在今年夏天，五月的癸未日里，郑国的国君（伯爵级别）寤生去世了。

这个时候，这位姬寤生（其实当时并不会这样连名带姓地称呼）虽然已死，却还没有下葬，郑国的元老大夫们需要开个会，考察姬寤生的一生功过，为他选定一个谥号。姬寤生生前是个果敢有为的国君，带领郑国称霸中原，那么依据谥法，“胜敌志强为庄”，于是大家一致赞同以“庄”作为姬寤生的谥号，从此以后便称他为郑庄公。现在的高中语文课本有《郑伯克段于鄢》这篇古文，文中的主角就是这位郑庄公。

确定谥号之后，死者于当年秋天的七月里正式下葬，郑国领导层还要再发一份通报给友邦人士。鲁国收到了这份通报，于是在本国史册上记载道：“秋七月，葬郑庄公。”——三个月前记录的是“郑伯寤生卒”，此时记载的是“葬郑庄公”，称谓就这样发生改变了，郑庄公的“名”已经被拿去“事神”了，人们提起他的时候再也不能说“郑伯寤生”了。换言之，“寤生”从此变成了一个禁忌词汇。

所谓谥号，其实就是给一个人（当然是贵族阶层）赋予一个新名字，用以取代旧的名字。从文字学的角度上看，“谥”的本字是“益”，表示“增加”。“益”（谥）从字面来看就是给死者增加一个名字。古人总是不断给自己增加新名字：有名，有字，有号，有尊号，有谥号……在这一套复杂的称谓系统里饱藏玄机。不过，关于名字的故事，还是让我们先从姓氏讲起吧。

孔子不姓孔

孔子是殷商贵族的后裔，与那个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属于同一个血缘族群，他们都姓“子”。周武王灭掉了商纣王，从此改朝换代，天下从商朝变成了周朝。商朝的遗老遗少被宽宏大量的征服者的后代赐予一处封国，是为宋国。

周朝人作为征服者，很有点儿统战意识，给宋国以最高的礼仪规格，然而在成王败寇的丛林法则下，宋国人的腰杆子其实是再也挺不起来了。我们看诸子百家的文章，宋国人常常被当成揶揄嘲讽的对象，当某位思想家需要塑造一个反面人物来教育大家的时候，宋国人常常是首选。揠苗助长、守株待兔这些故事，愚蠢的主人公都是宋国人。

若干世系之后，到了春秋初年，子姓贵族里有一位孔父嘉做了宋国的大司马，还成为宋穆公的托孤大臣。这位孔父嘉并不是姓“孔”名“父嘉”，“孔父”是他的字，“嘉”是他的名。先秦时候的称谓规范和后世很不一样，标准也不尽统一，若换作后世的称谓方式，孔父嘉姓子，名嘉，字孔父，应该被叫作“子嘉”或者“子孔父”。

若干年后，孔父嘉死于一场政变阴谋，他的后代逃亡到鲁国，从此定居下来，以“孔”作为自己这一系的“氏”，这就是孔氏的由来。六代之后，便有了我们尊敬的孔子。所以，假如我们要给孔子做一张身份证的话，应该这样来写：

姓：子

氏：孔

名：丘

以现代概念而言，姓是一个人的根目录，氏是姓的分支，从一个姓里可以分出很多个氏。姓是血缘符号，氏是家族分支符号。周代有“同姓不婚”的传统，两家人虽不同氏但同姓，是不可以缔结婚姻之好的。

当时的姓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简直少得可怜，氏却越来越多。事实上在很多时候，氏都比姓来得重要，这正如一个人的现住址往往比籍贯更重要一样。所以姓在不知不觉间便从历史舞台中消隐了下去，氏也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我们今天概念中的姓。汉朝人就已经不太分得清姓与氏的差别了，哪怕博学如司马迁，在《史记》里介绍某人的时候也常常说他“姓某氏”，完全将姓与氏混为一谈，将氏直接当作姓来使用了，“姓氏”一语的意义从此为之一变。

周朝的王族姓姬，周公当然也姓姬，他的名字叫旦，因为受封为周公，所以史书上一般叫他周公旦。当然，按照现在的称谓规范，我们应该叫他姬旦。真是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国家总理级的人物被人叫作姬旦时的样子，难道那时候人们对鸡蛋另有称呼不成？

事实上，那个时候还并不曾像现在这样连名带姓地来称呼一个人，姓与名总是单独出现的，所以“姬”和“旦”并没有机会被放在一起来读。即便是后世提及周公，通常也不会直呼姬旦。北魏孝文帝《与太子论彭城王诏》有“无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圣”，这是因为骈文需要照顾对仗，对仗又必须照顾音律，这里若称“周公”则音律不协，只有退而求其次，反正周公已经过世很久了。

至于周文王，也就是姬旦的父亲，为什么给这个孩子取名为旦，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仅仅是取“日出”的意思。那个时代的名字，大多都没有什么太深的含义，毕竟连书都还没有呢。

帝王本该对名字最有讲究，但商朝的帝王都用十个天干符号来取名，比如那位臭名昭著的商纣王，他的名字是“辛”，即“戊己庚辛”之“辛”。他的前任商王还有三位叫“辛”的，为了区分，人们依次称这四位同名者为祖辛、小辛、廪辛、帝辛，正如欧洲王室里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三世那种称谓习惯一样。

很有可能当时以天干计时，孩子是哪一天生的，就以哪一天的天干命名之。生在辛日，所以取名为辛；生在甲日，那就取名为甲。如果那时候有生日派对的话，那么无论是某人自己还是他的朋友们都不会忘记他的生日。

礼仪之邦，连取名都有一套特定的礼仪古代中国号称礼仪之邦，大到国际战争，小到行住坐卧，各有各的礼仪。

取名字既是关乎灵魂的大事，那么给孩子取名当然要依照一套严格的礼仪规范才行。据《礼记·内则》的记载，在孩子降生第三个月的月末，取名仪式正式启动。至于为什么要等上三个月才取名，史料上并没有说，不过推测起来，那时候医疗条件恶劣，婴儿成活率很低，降生之后的三个月应该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段，等婴儿挨过了“危险期”，父母的心才会踏实一些，也才有给孩子取名的必要。（在古代欧洲的平民社会里，小孩子经常要等到三四岁才有名字，就是因为在三四岁之前的死亡率实在太高的缘故。）

仪式的第一项内容是给孩子理发：胎发并不全部剃光，男孩子要留着囟门两边的胎发，女孩子要在头顶留一处十字形的胎发，要么就是男孩子留左边的胎发，女孩子留右边的胎发，这是他们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男左女右”的规定。

这一天里，家里所有的男人、女人都要早起、沐浴、更衣。孩子的爸爸要从阼阶上堂，面向西方站立；孩子的妈妈抱着孩子出来，站在屋楣之下，面向东方；保姆站在孩子妈妈稍前的位置，帮助后者传话说：“孩子的母亲某某（如果妻子姓姜，这里就称姜氏）谨在今天的这个时候，让孩子拜见父亲。”孩子的爸爸要回答说：“要教孩子恭敬懂礼。”接下来，爸爸一只手握着孩子的右手，一只手托着孩子的下巴，开始给孩子取名了！妈妈要代替孩子回答爸爸说：“孩子会牢记爸爸的话，将来会有出息的！”

然后妈妈向左转身，把孩子交给早已等在那里的老师。孩子的老师负责把孩子的名字通报给全家的女眷，爸爸要把孩子的名字告诉给大管家，由大管家通报给所有同宗男子，并如此记录在案：“某年某月某日，某出生。”最后一个“某”所代表的，就是孩子刚取的名字。接下来的程序就相当于今天的上户口，这里就省略不谈了。

鲁桓公给孩子取名的故事

在今天或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或被认为是传统文化精髓的五行生克、生辰八字、笔画组合之类的讲究，其实在周代尚未成型，而且即便在其成型之后，一般也只是下层社会才用这些规则来取名字（比如鲁迅笔下的闰土，而鲁迅兄弟都不曾取这样的名字）。先秦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周代上流社会依据周礼取名的案例，就让我们从鲁桓公的故事讲起吧。

周公旦被封到鲁国，但他兼有国家总理的重任，必须留在京城辅佐年幼的周成王，所以他让自己的儿子伯禽到鲁国上任。伯禽于是成为鲁国事实上的第一任国君，然后世代相传，到了公元前711年，我们本章的主角鲁桓公正式继位。鲁桓公姓姬名允，当然，正如没有人称周公旦为姬旦一样，也没有人称鲁桓公为姬允。在鲁桓公继位的第六年里，正室夫人姜氏终于为他生了一个儿子。

只有正室夫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至关重要，这与当时的子女继承制度息息相关。

子女继承制度和婚姻制度都是由私有制派生出来的，倘若没有私有财产，相爱的人便可以自由恋爱而不必结婚，对孩子们便可以仅仅凭着亲情来爱护而不必费心考虑他们应该继承的财产份额。既然有了私有财产，财产又永远存在“稀缺”这个特性，每个相关的人都想争得更多的一份，那么为了避免争端，就有必要在一开始确立好与继承资格相应的名分。所谓周礼，儒家推崇的所谓正名，儒家之所以被称为名教，正是由此而来的。

正室夫人所生的儿子统称嫡子，侧室夫人所生的儿子统称庶子，嫡子中的老大称为嫡长子。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家里的嫡长子吉祥降生，他是真正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因为只有他将来才有正式资格继承鲁桓公的岗位，成为鲁国的下一任国君。所以当务之急是：要为这孩子取一个好名字。

这个孩子的降生，意味着鲁国的君位出现了合法继承人，所以这非但是一家人的大事，也算是全国人的大事。礼仪之邦凡事都要有相应的礼仪，太子降生自然不会例外，于是人们早早便准备好了最高规格的太牢盛馔。

古代杀牲祭祀，最高规格者称为太牢，要用到牛、羊、猪三牲；次一级者称为少牢，只用羊和猪；再次一级者称为特，只用羊或猪一牲。这些牛、羊、猪在名义上都是献给祖先神祇的，但祖先神祇毕竟没有肉身，是靠着香气的供养而存活的，所以他们只是来闻闻味道罢了（这便是“馨香”一语的来历），肉毕竟还是要被祭祀者吃进肚里的。理论上说，太牢之礼是为太子降生而举办的，牛、羊、猪当然应该给太子吃，但小婴儿无法吃肉，只能由母亲姜氏代劳。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很严肃地解释说：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孩子的母亲尽快得到营养的滋补。现代人很难想象：产后体虚的女人以太牢滋补，会不会补得太过分了一点儿？

初为人父的鲁桓公本不知道该如何给孩子取名，所以事先他做了一项很重要的功课：去向博学的本国大夫申繻请教。按照周代制度，大夫属于元老级的贵族，是国家重臣，一个人必须年满五十才有升任大夫的资格（事实上总有例外）。所以，在那个重视长者智慧的时代，大夫级人物说出来的话总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申繻不愧是一个渊博的长者，告诉鲁桓公说：“取名一共有五种规则，分别是：信、义、象、假、类。”

信，就是以孩子出生时的特征来取名，比如有个孩子出生时手心的掌纹很像一个“友”字，父亲便给他取名为友。

更加常规、也更加“科学”一点儿的方法是：在孩子的妈妈尚未生产的时候，乐官就会拿着律管守在她住所门口的左侧，大厨端着膳食器具守在她门口的右边，占卜官拿着占卜器具守在堂下，等太子刚一落生，发出第一声哭号的时候，乐官赶紧吹奏律管，找到与哭声相合的音律，大厨提出膳食方面的建议，占卜官提供备选的名字，然后还要行一套有点儿复杂的悬弧礼，再正式取名。

义，就是以吉祥的字眼儿来取名，直到今天这仍然是父母给子女取名时最常用的方式。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果然灭商兴周，既昌且发。鲁桓公名“允”，这个名字也是根据“义”的原则取出来的，“允”的本义是“诚信”，尽管鲁桓公的一生行事有点儿愧对他这个名字。

象，就是孩子的某处特征像什么东西就以什么东西为名。孔子的名字就是这么取的。他的父亲曾在当地一座名叫尼丘的山上祷告求子，而孔子降生之后，头的形状竟然很像尼丘，所以取名为丘。

假，就是假借万物之名来做孩子的名字。孔子就用这个方法给儿子取名为“鲤”，今天的父母也常常会用龙、虎、鹰、桂、桃这些字眼儿来给子女取名。

类，就是根据和父亲有关的某种特点来做孩子的名字。

取名除了这五项规则之外，还要小心六大禁忌。申繻对鲁桓公说：取名不能用国名、官名、山川名、疾病名、牲畜名、礼器玉帛名，这是因为周人有“以讳事神”的传统，名字一定要易于避讳才行，以上六种名字是很难避讳的。当代小提琴家盛中国就属于犯了“取名不能用国名”的禁忌，齐豫、齐秦、陈鲁豫，他们的名字在周代算国名，在现代算地名，同样违背了这一禁忌原则，因为这些地名在日常语言中实在太难回避了。

申繻列举了当时的两个反面教材：晋僖侯的爸爸给他取名“司徒”，而司徒是一个官职的名字，晋国后来就只好把官职里的司徒改称中军；宋武公的爸爸给他取名“司空”，也是官名，宋国后来只好把官职里的司空改称司城。

这种避讳问题就连当时的人都会觉得麻烦。《国语·晋语九》中有一则故事，是说晋国大臣范献子到鲁国去做外交访问，在进入鲁国的国境之后，他向当地人打听鲁国的两座名山。奇怪的是，当地人在回答的时候竟然不提山名，仅以山所在的行政区划的名字来指代这两座山。范献子大惑不解，问道：“那不是叫具山、敖山吗？”没想到当地人说：“那是敝国先君献公、武公的名字，需要避讳啊！”范献子顿时感到颜面无光，回国之后逢人就说：“人不可以不学习啊。我出使鲁国，却直呼人家避讳的两座山名，被人耻笑，这都怪我事先没有做足功课啊！”取名不易，有如此多的规则和禁忌。鲁桓公前思后想之下，终于用“类”的方法给太子取名为“同”，因为太子和自己的生日在同一天。这个名叫“同”的孩子，后来成为鲁国的下一任国君，死后谥号为“庄”，史称鲁庄公。

文雅和粗俗

名是一个人的所有称谓中私密性最强的，这也算是社会文明化的一大标志。文明，往往意味着雅致、迂回；粗野，往往意味着直截了当。

举例来说，“死”是一个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如果我们的朋友张三刚刚被确诊为脑死亡，我们就会说“张三死了”。我们更愿意换一个相对委婉的表达方式，比如“张三驾鹤西归了”。

文雅的意义就在于，将我们和那些会令我们感到不快的事物尽可能隔得远些。

这只是文雅的低级功效，更高一级的功效是：将我们和那些理应让我们付出尊敬的事物隔得远些，贬低自己以尊敬对方。

不直呼对方之名，这也是贬己以敬对方的一种经典的模式。一个人的名标志着他的未成年身份，只有父母和尊长才可以直呼，如果你当着一个同辈的面直呼其名，就等于当面在说：“小毛孩儿，我是你爸！”

比如我们和关羽共事，那么对他直呼“关羽”“羽”“小羽”或“羽哥”都有可能招致灭顶之灾，正确的做法是：可以称字，叫他“云长”或“云长兄”；可以称职务名，叫他“关将军”“关大人”；可以称爵位，叫他“侯爷”。当然，职位和爵位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只要是稍有点儿文化的家庭，孩子在成人之后都会有字，我们总还可以称字而不称名的。

男人到了二十岁要行冠礼，也就是成人礼。儒家经典《仪礼》第一章题为《士冠礼》，记载冠礼的全部流程，各种讲究，各种繁琐，读一遍都不容易，更别提照做了。

朱熹也说过：“古礼在今天几乎都行不通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最传统的礼学是属于贵族社会的，贵族们多是富贵闲人，又最重视传统，在礼仪上非但不怕麻烦，反而还炫耀这种麻烦，而中国的贵族社会到战国时代就早早地宣告结束了，后来也只在晋代回光返照了一回。

炫耀型消费是扎根在基因里的行为模式，正如雄性动物炫耀自己来求偶一样。今天我们需要买私家车作为代步工具，如果仅仅满足功能性，那么几万元的车也就足够了，但人们还是追求奔驰、宝马、法拉利，因为只有开这样的车才够有面子。

一言以蔽之：没有人会仅仅因为“自己喜欢”而去购买奢侈品。

贵族最看不起这样的炫耀，一概斥之为暴发户心态。在贵族的世界里，只要有钱就能买到的东西，无论多贵，都没有炫耀的价值。真正的贵族，炫耀的从来不是财力，不是任何物质性的东西，而是纯属于精神世界的优雅。财富可以凭借机遇与能力迅速积累起来，而优雅没有速成之道，总需要有几代人的积淀才能形成。俗话说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道理正在于此。

那时候的平民自然享受不起这样的成人礼，即便举行了成人礼也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孩子照样没资格参与政治生活。成人礼上需要取“字”，平民不但没有字，连名都是胡乱取的。

在贵族的成人礼上，取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这项重任不是由父亲来做，而是由特邀嘉宾来做。字与名要在意义上有相当程度的关联，比如孔子的儿子名鲤，字伯鱼；孔子有个弟子宰予，名予，字子我（“我”和“予”是同义词）。

在无穷多繁文缛节的成人礼之后，一个人便开始正式步入成人社会了，人们再称呼他的时候便也只能以字相称，名成为他在尊长面前自称时的称谓。所以说那时候的字基本相当于今天的名，字比名要重要许多。

如果拿到的是一本《古代文学作品选编》，目录里的作者名会是班固、庾信、鲍照、江淹等。但古人编书如果也这样做，就等于在辱骂这些作者。我们看梁太子萧统编选的《昭明文选》，在目录里，班固不称班固，称班孟坚，庾信称庾子山，鲍照称鲍明远，江淹称江文通，统统不是姓与名连称，而是姓与字连称。

如果时代再靠后一些，目录里的名字就会出现姓、名、字连称的方式，比如：班固孟坚、庾信子山、鲍照明远、江淹文通，或者是姓、字、名连称：班孟坚固、庾子山信、鲍明远照、江文通淹……这种称谓方式在日本还保留着，比如日本拍的《三国演义》动画片或三国人物手办的广告招贴，人物旁边出现的介绍文字都会写成刘备玄德、关羽云长、张飞翼德、赵云子龙……有人因此嘲笑过日本人的古怪，殊不知礼失求诸野，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遗存。

《史记》上讲，项羽名籍，羽是他的字；刘邦名邦，字季。项羽的字是货真价实的，因为他乃楚国名门之后，从小接受的是贵族教育，成年而取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刘邦的字颇为可疑，因为刘邦出身于平民家庭，一辈子都以缺乏教养、素质低下著称，直到他势力已经很大，知识分子在投奔他的时候总还有心理障碍，觉得很难和一个没教养、没素质的老板相处下去。

所以刘邦既不可能举行过成人礼，更不可能有字。“季”不是他的字，而是他的排行。古人以伯、仲、叔、季表示排行，季是老幺的意思。刘邦之称刘季，正如南宋初年的叛军领袖杨幺一样：杨幺出身平民，大名叫杨太（这也不是个正经名字），加入造反队伍之后，因为在领导班子里最年轻，所以被叫作杨幺。

刘邦手下，萧何是基层公务员，樊哙是市场上的肉贩子，韩信是四处蹭饭的无业青年，全和贵族不沾边，所以只有名而没有字；只有张良例外，他出身于韩国大贵族之家，所以有字。

刘邦定鼎之后，在一次国宴上讲起自己的取胜之道，有一番脍炙人口的名言：“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段话是《史记》原文照录，刘邦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信用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三大人杰。

我们注意一下称谓就会发现，刘邦称呼萧何和韩信的时候都是连姓带名，唯独对张良仅称其字（子房）。在这个新兴的大汉帝国的政府班底里，字实在是一种很奢侈、很稀缺的东西。

单字名和双字名现代人取名，一般都取双字名。若干年前，政府呼吁，要父母给孩子取名的时候尽量取双字名，不要取单字名，因为这样的话，重名的概率会小很多，生活中的麻烦自然也会减少一些。

《三国演义》是每个中国人最熟悉的历史演义，有趣的是，那里边的英雄豪杰、文臣武将，几乎清一色是单字名：刘备、曹操、孙权、吕布、关羽、张飞、赵云……

原因要追溯到王莽篡汉的时候。王莽最喜欢托古改制，很有政治理想主义的激情。汉代一直把《春秋》当作孔子留给后人的微言大义，研究《春秋》的权威学者提出《春秋》对双字名是采取谴责态度的，这种取名风气应该被严厉禁止才对。双字名为什么会危害政治稳定，这真让人绞尽脑汁也想不通。但孔子既然有这个意思，肯定有他的道理，照方抓药总不会有错。所以王莽以政府名义通告全国，要大家都取单字名，因为这才是孔子所推崇的仁义之道。

既然专家这样解释，政府这样推广，大家也就上行下效了。甚至匈奴人也来起哄，比如一个汉译名叫“囊知牙斯”的匈奴首领改名为“知”。新事物一旦相沿成俗，也就没有人深思它的原委了，所以直到王莽败亡，后汉建立，后汉又败亡，三国争雄，取单字名竟然成为不言而喻的文化传统了。只有少数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人才会取双字名，以此表示一种特立独行的高姿态。

对名的避讳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社交礼仪，甚至可以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正如入乡随俗的道理一样，到别人家里做客，事先一定要把需要避讳的全部字眼儿彻底摸清才行，也就是说，要搞清楚对方以及对方父辈、祖辈的名都是哪些字（即所谓“家讳”），交谈的过程中切切不可提到这些字，就连同音字也不可以讲，否则就是大大的失礼。

这个情况在晋代最甚，因为晋代是继周代之后最有贵族色彩的时代，门阀大族世代掌握政权，寒门子弟根本没有晋升的机会。既然那是一个赤裸裸的“拼爹”的时代，自然对爹的大名无论怎样重视都不为过。所以在新官上任的时候，下属照例要请长官介绍一下哪些字属于家讳，免得今后不小心冲撞了长官。但有时候这种谦卑请教也会得罪人：蓝田侯王述刚刚就任扬州刺史的时候，下属照例来请示家讳，王述的批示是：“我的父亲和祖父名满天下，无人不知，妇人的名讳不出家门，不必告诉你们，其余就没有要避讳的了。”想来在王述看来，一个人若是不知道自己父亲与祖父的名讳，简直就是对自己一家人的放肆侮辱。

司马昭某天和陈骞、陈泰兄弟同乘一车，在经过钟会家的时候，招呼钟会上车来一起走。但是，司马昭存心使坏，打过一声招呼之后便径直驾车走了。等钟会终于赶了上来，司马昭发出了一句早已准备好的阴险质问：“明明约好了一起走，你怎么迟到了呢？大家都等着你，你却‘遥遥地’落在后边。”钟会的父亲名叫钟繇，繇、遥同音，司马昭故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场面，就是为了说出这句貌似再正常不过的话来，占钟会一个便宜，让钟会吃一个哑巴亏。偏偏钟会是个才思敏捷的人，当即解释道：“品格高尚而出众的人何必与大家合群呢？”这句话的原文是“矫然懿实，何必同群”，仅仅八个字，却犯了司马昭、陈骞、陈泰的四处家讳：司马昭的父亲是司马懿，陈骞的父亲名矫，陈泰的父亲名群，曾祖父名寔（与“实”同音）。

司马昭筹备了半天，却被钟会一瞬间打了个漂亮的反击，自是大不甘心，当下再找话题说：“你觉得皋繇是个怎样的人？”这位皋繇，史书中也写作皋陶，是传说中尧舜时代一位公正无私的大法官。司马昭当然不是为了听取钟会对皋繇的评价，仅仅是因为皋繇之“繇”与钟会之父钟繇之“繇”是同一个字而已。换言之，司马昭今天非要占钟会一个便宜不可。没想到钟会马上便一本正经地回答说：“这个人啊，也算是一时的懿士（美德之士）了。”用“懿士”来回敬“皋繇”，没让司马昭占到半分便宜。

司马昭和钟会之所以可以拿彼此的家讳来开玩笑，是因为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如果抛开道德色彩，那么可以说钟会之于司马昭，就相当于诸葛亮之于刘备。钟会素以智计百出而闻名，在平灭蜀汉、逼降姜维的战役里，钟会正是三军统帅。司马昭能够成功篡夺曹魏政权，钟会是有一份汗马功劳的。关系一定要铁到这种地步，才可以拿家讳来开玩笑。

辟谷

谷物是一种很容易腐坏变质的东西，偏偏我们把谷物当作主食，吸收谷物的营养，那么可想而知的是，我们的身体也会像谷物一样容易腐败、死亡。那么，要想长生不老，就得换一种饮食结构，不能再吃米、面之类的谷物制品了。不吃谷物，是谓“辟谷”。不吃谷物，当然也不能改成吃肉或吃菜，因为肉和菜分明比谷物更容易腐坏变质，要吃就得吃那种无论怎么放都放不坏的东西，那么金属和石头显然就是最理想的食物了。

今天我们会觉得这种想法简直荒谬得不可思议，但你如果在晋代的贵族圈子里提出你的质疑的话，一定会招致排山倒海般的嘲讽和鄙夷。晋人是很相信这一套的，汉末名医张仲景就传下有熬煮金属和石头的权威配方，这难道还有假不成？后来大名士何晏把张仲景的配方稍加改进，研制出了风靡一时的保健佳品：五石更生散。顾名思义，这种保健品的主要成分是五种石材，服食之后可以脱胎换骨、重获新生。

五石更生散，简称五石散，有着毒品一般的魔力，令整个贵族社会如痴如狂。在唐代名医孙思邈的《千金翼方》里仍然保存着五石散的配料表和炼制方法，当然，今天最大胆的江湖郎中也不敢拿这个方子来用。而在晋代的史料里，五石散确实有着如神的疗效，虽然不至于当真使人脱胎换骨，但至少包治百病，使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某次，名士王忱刚刚服用过五石散，享受着药性散发使他如痴如醉的感觉。偏偏这时候还有正事要做，那就是拜访刚刚升了官的桓玄。桓玄为王忱置办酒宴，却没想到王忱是刚刚服过五石散的。服用五石散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有很多讲究，其中之一就是忌饮冷酒。王忱见酒是冷的，便频频招呼侍从过来“温酒”。一听到“温酒”二字，桓玄便当场哭了出来。王忱这才想到，桓玄已故的父亲名叫桓温，“温酒”正犯了桓玄的家讳。依照当时的礼制，凡听到已故尊长的名讳，必须哭一下以表哀伤、思念和敬意。王忱明白自己闯了祸，被药力弄昏的头脑顿时冷静下来，不尴不尬地准备开溜。桓玄一边用手巾擦拭泪水，一边拦住王忱说：“犯的又不是你的家讳，你那么紧张做什么！”王忱赞叹道：“灵宝真是个旷达的人啊！”

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所谓小字，就是今天所谓的乳名，不是正式的名字。在正式的称呼里，王忱应该称桓玄为敬道，但称呼小字是一种至交好友间亲昵的表示。当然，表示轻蔑也可以称呼小字。《三国演义》里，许攸拦住曹操，不让他进冀州城门，当时对曹操喊的就是：“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阿瞒就是曹操的小字。耿纪在临刑之前破口大骂曹操，骂的也是曹操的小字，而且连姓带小字呼在一处，更有侮辱性：“曹阿瞒！吾生不能杀汝，死当作厉鬼以击贼！”

印度佛教原本也很入世，关注的是一个人如何修行才能摆脱生死轮回，但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哲学思辨色彩越来越浓，高僧们甚至专门发展出了一门因明学，也就是现代概念中的逻辑学，以严格的逻辑推理来辨析佛教概念，来和本教或异教的对手辩论。

避讳：不要直呼别人的名

五代年间的权臣冯道有一次拜托客人给自己诵读《老子》，客人才翻开书就犯难了：《老子》一开篇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触犯了冯道的名讳。当着冯道的面，这个“道”字当然是不可说的。无可奈何之下，客人只好把这一句读成“不可说可不可说，非常不可说”。

还有个叫贾良臣的人，要儿子给自己诵读《孟子》。儿子读到“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见“良臣”犯了父亲的名讳，径自将“良臣”替换为“爹爹”，于是读出来就变成了这样：“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为了避讳，把爹爹等同于民贼了。

这两件事传为一时笑谈，其实在避讳的规矩里，向来有“临文不讳”的说法，凡是写文章、读经典，该怎么写就怎么写，该怎么读就怎么读，这种时候不必考虑避讳问题。

王羲之和王献之：是父子还是兄弟？

倘若我们不知道王羲之和王献之何许人也，单看这两个名字，都会认为这是一对兄弟。倘若我们从历史书里把王羲之的家谱梳理出来，还会发现他家一连五代人的名字都是“王某之”的形式。更加蹊跷的是，两晋南北朝时期，太多人的名字里，末尾那个字竟然都是“之”，比如大名鼎鼎的祖冲之、顾恺之、刘牢之……在“之乎者也”的文言文世界里，使用率最高的“之”难道因此被避讳掉不成？事实上，据陈寅恪的考证，这些名字里的“之”其实是一个暗记儿，所有以“之”为名的人都属于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这个组织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只是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了。

世道越乱，宗教就越发达。个中道理一目了然：人总要在生活中寻找确定性，倘若政治清明，生活的确定性就会很高，你在遭受不公的时候知道官府一定会帮你讨还公道，你在老无所依的时候知道官府一定会对你有何种程度的救济，你在遭遇荒年的时候知道官府一定会开仓放粮、赈济灾民。

最喜欢求神拜佛的人群是黑社会，他们不仅求神拜佛，还有各种护身符，各种稀奇古怪的禁忌和仪式，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实在是一个最缺乏稳定感的职业啊，刀头舐血，今天不晓得明天。

电视节目是一种最为市井化的艺术形式。据业内人士讲，绝大多数的电视节目在做观众定位的时候都会定位在“三低一高”人群，即学历低、收入低、地位低、年龄高。如果你是一个审美层次、文化修养较高的人，你一定常常抱怨电视节目不好看（比如春晚），但无论你再怎么抱怨，电视台也不会做出调整的，因为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被他们列入考虑范围。

如果要确认一下“世民”究竟是“济世安民”还是“世代愿为良民”的意思，就需要参照一下李世民的字。古人幼年取名，成年取字，名与字的含义总有高度的相关性。但是，史书上竟然没有记载李世民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