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之后 ，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目标性转移：前十余年的目标是复苏经济，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放纵民间，举凡有利于生产力提升的俱得到鼓励，即便突破了法律底线，亦受到容忍；自此之后，改革目标已转移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归来。
1.从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宣布未来的改革将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
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吴敬琏等人提出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方案被接纳，中央政府围绕价格、财政和税收三大主题，实施了一系列的重大变革，主要政策安排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财政包干制改为分税制，从而改变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
第二，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
第三，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自1994年的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1，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1贬值33%。
第四，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建立以股份制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
第五，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2.分税制是怎么回事？
1993年9月，分税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出台：中央将税源稳定、税基广、易征收的税种大部分上划，消费税、关税划为中央固定收入，企业所得税按纳税人隶属关系分别划归中央和地方；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75:25的比例分成。
分税制的推行是改革史上一个转折性的事件，它带来的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央在经济权力的分配中重新获得主动权。从1995年到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平均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52%，但财政支出平均只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
但是，分税制推行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事权不清，特别是中央政府，将公共服务部分的大部分支出转嫁到了县以及县以下政府的头上。二是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3.三驾马车
1997年夏季开始，美国的对冲基金狙击亚洲各国货币，引爆“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6月，中国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压下，中国出现了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
这时，朱镕基以三大经济政策，将中国经济拉出泥潭。
第一，启动城市化建设。1998-2001，发放长期建设国债，各大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配套资金，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银行先后七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增加货币供应。
第二，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国务院相继出台政策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的积极性。
第三，刺激内需，开放房地产市场。1998年7月，取消福利分房，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服务。
这三大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由此构成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4.房地产市场的“松绑”带来的三个重大效应
第一，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
第二，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
第三，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视之为财富增值及抵抗通胀的避险性投资，房价水涨船高，成为民间财富配置的“变压器”。
5.观点摘录
（1）正如全球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景象一样，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会伴生出一个经济强国，在危机四伏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它不但没有被击倒，而且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而成为亚洲经济的火车头。
（2）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