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中学分好班与差班，这个也是要测试的。我顺利通过考试，入了那一级最好的三班。当时一班、二班的成绩根本无法与三班相比，我们三班男生居多，理科成绩尤为突出。
班主任姓俞，很瘦，长得有点老气，我们管他叫俞老头。俞老头那时可能才三十几岁吧！他是我们的自然课老师，同时又是校教导处的主任。三年下来，领教过此人的“厉害”之处后，班上没有一个同学喜欢他。
他对我们的要求很高。他教的自然课每次单元测验成绩必须要达到90分以上，少半分也不行。没有考到90分，那么就要准备重考。而这些重考的同学大部分是女生。我也是重考队伍中的常客，经常差个一两分。有一次俞老头去外地开会，隔壁二班的自然老师来代课。那个女老师也给我们做测验。有几个同学考了八十几分，难过极了。那老师安慰我们，说八十几分不是挺好的，我们探了她的口风，才知对隔壁一二班的学生来说，考个八十几分那算是高分了。
大概是初三时吧！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名叫吴菲。金华义乌人，传说她妈妈是镇上冷冻厂厂长的情人。吴菲同学成绩很糟糕，很差，她的心思不在学习上，整天只知道玩、打扮。她拍了艺术照，还给班上每个男生发上一张。俞老头呢，对我们班上的每个女生都有一种歧视心理，在他心里似乎班上的男生都比我们女生强。他在上课时特别喜欢让女生到黑板前解答问题，答错了那是正常，答对了那就是不正常，就会令他意外。他常常唠哩唠叨地说我们。有时他也会叫吴菲回答问题，或上去答题。可是他从来不说吴菲，没有念叨，没有批评，好像什么没有发生过就让她回座位了。后来大家都明白了，吴菲家很有钱，请过俞老头吃饭，当然还有请其他主课老师，但有些老师品德高尚，没去吃过。
可能有点逆反心理吧！俞老头对自然课成绩要求越高，我就越讨厌这门课。与小学相比，顿时感觉学习压力大了起来，偏偏班上又有一帮成绩出类拔萃的男生，其他主课倒不担心，自然课却成了我心头上压着的一块大石。
语文老师是个快退休的老太太，人称朱老太。我的语文成绩向来不错，朱老太上课很喜欢点名让我回答问题，或者让我朗读课文。回答问题也就算了，为什么老喜欢让我念课文。孰不知，在安静的教室里，一人高声念课文给大家听（关键是此课文或短文，我先前没看过，我怕念错了。），是一件多么胆颤心惊的事。曾经有那么一篇课文，是一首现代诗，余光中的《乡愁》，朱老太让班上的徐增辉和金茸同学分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各念了一遍。谁想到下一个朗诵者轮到我了。我有多郁闷啊！那两个同学念起来就是那种非常有感情，声情并茂，且有点夸张的那种级别。我从来不会那种夸张地表露，却也只能硬着头皮平淡地念完了这首诗。更加没想到的是，我们朱老太就吃我这套，她说她就喜欢我这种平淡如水但别有一番韵味的朗诵。老太老太，唉，老太。
英语老师则是个刚从学校毕业，清秀小巧的可爱女生。我还记得有一次她让我帮她去小卖部买沙琪玛吃。她的英语发音很标准，教我们也教得很仔细。良好的英语启蒙，给我们后来学习英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姓沈，由于刚参加工作，经常被班上几个爱捣蛋的男生气哭……
数学老师姓邵，邵老师长得不好看，黑黑的，壮壮的，朴实得像个农妇，但她一心扑在教学上。
肌肉发达，黑乎乎的，酷酷的体育老师俞老师，我一看见他，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我从小体育成绩就差，徘徊在及格边缘。）
因为俞老师，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应该很多同学也有这毛病，不过体现的是轻微的症状。大概初二那会儿，学校让我们学习棍棒操，就是把一根涂了漆上了色的长木棍，挥来舞去，抛到半空又去接住，那个操一练，直觉得都上了少林寺，习武练功。练啊练，后来还要在上头来的领导面前表演，于是俞老师狠抓我们的学习进度。那是一个寒冷的深秋吧！（其实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节了！）那天下午很冷，风很大，又下起了小雨，冷风直往衣服里头钻，俞老师还偏要让我们在操场上练棍棒操。大家的手都冻得冰凉冰凉的，动作也僵硬起。结束练习后，跑到厕所，手冻得快连裤子都拉不下来了。
我们的音乐老师，钱老师，是个唱民歌的高手，在她推荐下，我加入了校合唱队。起初我是低声部的，不过低声部的音太低了，去了几次低声部，低声部老师不要我了。钱老师又让我加入了她的高声部。我们天天在那里练唱《小道，你早》。
校文艺汇演时，我和陈圣婷、顾国艳三人代表我们三班在姜山大会堂里表演三重唱《小道，你早》。那天一上台，我的腿都有些哆嗦，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啊！
上了初中，我终于当上了班干部--清卫委员。为什么是清卫委员，只因名字里有个洁字，所以摊上了这么好的差事。（俞老头，为什么你是按名字给人家封官的呢？）
因为当了清卫委员，我下午回家也晚了些。有一次，我推着自行车从车棚里出来，遇到班上的唐国良和蔡峰同学。这两个一见我，就念：“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哦，原来是个色女啊！”我又气又恼，那是自行车上印的广告语好伐！
初中时，我留的是短发，像个小男孩似的。可能是课业太重，也没有什么留长发的心思。我在教室里的座位倒是坐到中间排了（这个是随机坐的，小学时老坐第一二排），我的历任初中同桌，也是各有特点。
交情最好的是“林妹妹”。“林妹妹”姓夏，弱不禁风的小模样，胆子也很小，最怕女鬼。我坐她旁边时，几乎天天画个女鬼吓唬她。当时我最怕蛇，坐在前面那桌的老鲍则喜欢在一张纸上画好蛇和女鬼，然后将画丢在我俩面前，听到我们的惊叫声后，他才会心满意足。我曾有一本《红楼梦》小说，借给了“林妹妹”。她却不小心把书弄丢了，还赔了20块钱给我。我和“林妹妹”每天打来闹去，现在想来，真是怀念，就像老鲍在我的那本同学录里提到，看到你和林妹妹的友情，真的是羡慕得恨不得变性、变态加入我们……（这话不是我编的，都是他自己写出来的）。
励丹也是我的同桌。我们都是清卫委员，相处也融洽。那时班上有个男生狂追励丹，甚至放言说若是她出家去当尼姑，他就去当和尚。如此高调的表白，同学们都觉得好笑罢了。
班上有一个女生，名叫阮巧波，她的语文功底不错，我一直很欣赏她。可是，当她做了我的同桌后，我才发现一切不过是个假象，而且她的为人也很糟糕。测验时作弊，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我那时最见不得同学作弊了）。有一次跟她玩闹时，她竟然一拳狠狠打向我的鼻子，此后我渐渐对她敬而远之了。
我有一个男同桌，叫陈进军，外号叫蛤蟆。坐他旁边时，他天天欺负我，天天整我，我苦不堪言。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写入了作文，终于老师给我换了同桌。多少年过去了，因为我迟迟不交男友，我妈托人帮我物色对象，怎知找来的相亲对象是他。他改名了，叫陈金军。因为是老同学，我们在网上聊的废话挺多，结果他当真了，但是我拒绝了。
我人生中仅有的两次逃课经历都是发生在初中时期。一次好像是下午的语文课补课，我和几个同学躲在画室里，谎称要练画画，没去上课。一次是周末时的补课，又是几个同学一起逃课。只因到学校时，时间晚了点，但是怕被老师说，怕被处罚，所以干脆都没去上课。每个逃课的同学都给俞老头打电话，正巧他不在，只有俞老头的女儿雨露在家。雨露还很小，只有十岁左右吧！我们一个个打电话给她，让她代请假。一个说生病，一个说有事，借口是五花八门。心虚地度过没有补课的周末后，周一去学校，发现老头没察觉我们逃课，终于放下心来。
作为班主任的俞老头不光在课业上对我们要求严格，其他方面也要求很高。学校组织合唱比赛，先是让我们练《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后来他思索再三，又觉得不妥，让我们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比赛时每人发顶斗笠，上面还粘有亮亮的五彩花纸，上台合唱时，大家少不了还要做各种手势，末了，还有同学从高空中给大家的头顶洒点彩纸。那次比赛得了个二等奖。
学校文艺汇演，俞老头突发奇想，让大家跳《西班牙斗牛士》。班上大半的男生、女生都参加了。斗牛士都有披风，可上哪儿去找那么多披风。老头利用特权，把他管的电脑房的窗帘布都拆下来，给大家做了披风……
对了，差点忘了，我们班是电脑班。在那个计算机刚起步发展的年代，学校里的电脑数量极有限。起初每个学生都把小霸王学习机带去学校学习，后来才慢慢地用上了真正的电脑，我们开始学习DOS命令，WPS……
我的数学成绩向来不错，临近毕业时，却出了问题。我总是粗心大意，算错题，邵老师都觉得惋惜。一次年级段模拟考试，我把最后一道附加题给做出来了，全年级只有我一人做出来，可是整份试卷中其他好些题我因粗心算错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快毕业时，语文成绩倒还稳定，模拟考拿全年级第二名。
毕业考时，果然，语文、英语成绩还算正常发挥。数学却拉了后腿，自然倒发挥得不错。总成绩不上不下，念高中，差了一点，只考了四百七十几分。
我本来是要去考师范的，但是面试时却被刷下来了。我始终觉得面试里头有水份，有问题。与我一起去面试的同学竹莹，唱歌走调，画画也不如我，可是她的面试却通过了。大家都说我的名额被她开后门开去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黑暗。（竹莹家的亲戚有司法局局长、镇里大领导什么的，曾经她一个哥哥考公务员，面试录用只有三个名额，但是有四个人都有上头关照，所以录用了四个。）不过，她后来笔试分数不够，也没念成师范。
我没有去念高中，却读了中专。填志愿时，再三咨询我小舅舅，本来想做护士，他说做护士很辛苦的，还要倒痰盂，所以我没报卫校。那时候，志愿都是乱填的，但是很多事怕真的是命中注定的吧！其实本来志愿早填好了。可是交表格前一晚，刚好听到电视里人家在说市场营销专业很好什么什么的，我就一阵头脑发热，神差鬼使地改了志愿，把第二志愿改成了绍兴贸易经济学校的市场营销专业，交上去后，又后悔不已，本来填志愿时，压根不会去考虑市场营销的，因为自已性格内向，怎么会适合营销专业呢？
后来收到了挂号信，才知最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被绍兴那种学校录取了，至此，我命运的车轮开始转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