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演进，既受制于线性的时间，也取决于空间的扩展及相应的摩擦与激荡。对于前者，大家都易于接受理解。对于后者，中哲如梁启超、梁漱溟、傅斯年及近人朱谦之、苏秉琦、许倬云，西哲如汤因比、布罗代尔、费正清皆有论述。各家观点虽有不同，其共同之处是均认为，一个文明形态在空间组织上的演进，与其与周边文明的交往密切相关。施之于中华文明，则其在时间的线性演化空过程中，表现出的空间上的南移特征，先为黄河时代，南宋而后进入长江时代。中华文明最初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发展，在与周边也即四夷的交往中逐步扩大其疆域，也改变其性质。最初是以畜牧业为主体，渐次过渡到农业。至南宋以降，一方面在与四夷的交往中被动地南扩，另一方面文明的进步导致的稻作经济与以江海为依托的商业经济，以足以支撑文明中心的南移。

将来会否进一步南移，来临为珠江时代？即便如此，也毫不着眼于其地域的意义，而是体现两个特质：一是文明中心南移的大体空间位置；二是新的文明形态的新的特质。其实先哲早就关注这个问题，并作出许多肯定的预言。最早指出这一趋势的是明代大学士邱濬。尔后梁启超、傅斯年都或隐或显作出过推论。第一个明确提出的来的是江苏籍的新儒学大师张君劢，他正是从文明的新特质这个角度，提出了中华文明黄河、长江、珠江三个时代说，并预言未来西南的珠江流域，必将担负起中华民族振兴的重担，迎来中华文明的珠江时代。而在此前后，顾颉刚、郭沫若均有暗合的呼应。顾氏说，他来广东的感受是此地不文，令人不喜；但广东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却是黄河、长江流域之人所不具备的；他对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发展没有信心，倒祝愿广东能成为文化中心。国学大师陈寅恪更借对广东学人的高度评价说：“江淮已不足道，更遑论黄河流域矣。”朱谦之则将中华文化从空间上划分为分别以解脱、教养、实用为特征的黄河流域文化、扬子江流域文化和珠江流域文化三种类型，并形成其特殊的文化模式，“都应努力发扬其固有的文化，以完成最高的统一文化。然而在时间上说，中国文化现阶段实应注全力于实用的知识，即注全力于科学文化的建设事业。”这实用与科学的文化即以珠江流域文化为代表。并进而申论，珠江文化乃是一种革命的文化。（《朱谦之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这种革命的文化，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在今天，改革作为一场更深远更伟大的革命的时代，无疑更富有时代的意义。

以广东为中心的珠江流域，表征中华文明新的时代，既是历史的趋势，也有现实的基础，更是未来的必然。历史上岭南地区在中华文明南移的大趋势中，不断以其地缘优势，输入和累积着新的文明特质。现实中，改革开放三十年又提供了新的理论与实践资源。着眼未来，中华文明珠江时代的提出及其建设，也为广东文化强省建设，为广东领衔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提供了一个高屋建瓴的纲领与抓手，也使我们易于突破岭南文化的地域桎梏，开创岭南文化建设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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