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舢/文
朱定军紧紧握住远道而来韩勇的手，告诉韩勇合资项目的资金来源由他来解决，“项目所需购买进口轧机的300万美元贷款，由计划部向有色总公司担保，你只管负责引进设备。”
韩勇喜出望外，相继过了项目的立项和融资两大难关后，他旋即想到面临的第三关，建设一家国内一流大型铝加工企业所需的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从哪里来？趁着与朱定军见面汇报工作的机会，韩勇又一次把难题抛给了朱定军。
朱定军略作思考，说“这涉及到要调动几十个不同岗位不同专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我向费子文汇报后再答复你，商量从哪个地方调人给你。”
这是1983年春季的北京，朱定军是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有色总公司”）计划部主任，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有色总公司与江苏省镇江市合资筹建的华东铝加工厂董事长，而韩勇来自合资另一方镇江市冶金局，在华东铝加工厂中担任厂长，朱定军向上汇报的费子文则是时任有色总公司的总经理。
或许当初创建的时候，根本没有预料到30多年后镇江铝加工业“百舸争流”，他们建成的一家工厂裂变为近百家企业的庞大产业集群，当年种下的一棵树苗如今长成一片森林。据业内人士保守估计，2018年镇江地区铝加工业产值350亿元以上，占当年镇江工业产值4194亿元的8.3%，在镇江产业地位显著，构建了从铸轧、板材、箔材、型材完整的铝加工产业链，铝箔产量占全国半壁江山。
镇江生产的铝加工产品无处不在。格力、美的空调内的亲水铝箔，和谐号高铁车厢顶内的蜂窝铝板，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的外壳，伫立在阳光下光伏电池板的边框，不胜枚举，铝加工产品不断被开发出新的应用，进入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和百姓日常生活中，市场规模惊人。铝本身多元化的加工品类和新的开发应用，给了这一传统行业新的发展空间，也让镇江铝加工企业勇于追求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创建新模式。
镇江铝加工业究竟是如何抓住契机开始进入全新陌生的领域？又是如何登上巅峰成为学习的典范？遭遇滑铁卢后东山再起，再创新辉煌，这个起死回生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镇江铝加工产业的未来又会走向何方？所有这一切的答案，构成了镇江铝加工产业从1982年从酝酿开始38年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产业发展史。
而无疑，故事的开头绕不开开创者韩勇，是他跑到北京将这个项目争取落到镇江。韩勇和当时一批改革创新的地方官员、有色总公司的领导，共同缔造了镇江铝加工产业。
上篇 铁转铝 从无到有的创业
80年代初的中国，虽然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但市场经济的法律地位开始有了初步的确立，长期被压抑的企业内生活力开始释放。1982年9月1-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京举行，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4个月后，邓小平发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重大改革信号，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或者个体户，都从中看到中国发展的新趋势，企业管理者和政府主管部门更加注重市场、产品结构、经济效益、生产效率等，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
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
意外闯入 拓荒镇江铝加工
韩勇引进有色总公司的铝加工合资项目是个意外，换句话说，镇江误打误撞，闯入铝加工领域。
1982年，韩勇所在的有色总公司镇江镁厂筹备组突遭解散，因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筹备数年的镇江镁厂项目未获当时的计委批准。作为镁厂筹备组负责人的韩勇面临何去何从？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韩勇极可能调回镇江冶金局。这时，另一位镁厂筹备组负责人、原有色总公司305铝厂厂长的王宝全向韩勇和镇江冶金局提议：“我们不搞镁，还是搞铝加工。”从未接触过铝加工的韩勇有点犹豫，“搞铝加工我是外行，从来没搞过。”王宝全则鼓励韩勇，“没关系，我铝加工出身，你负责跑项目申报，只要总公司和计委通过，具体怎么搞由总公司帮咱们建起来。”
王宝全的一番话给了韩勇跨界的信心，在思想开放富有战略眼光的镇江冶金局领导支持下，镇江与有色总公司重续不解之缘，韩勇被派往镇江钢铁厂，任命为镇江钢铁厂厂长兼铝加工筹备组组长。
而王宝全不久之后调到省里，升任江苏省有色金属工业公司总经理，代表省里不遗余力长期支持镇江铝加工项目的申报和落地。
镇江钢铁厂占地1200亩，其中600亩未开发的空地，与镇江火车站一条马路之隔，与镇江港不足10公里，交通十分便利。工厂1970年投产，不具备钢产能，只有两座小高炉，单炉年产生铁4.5万吨。由于工艺落后，产品单一，属于国家“关、停、并、转”的小钢铁企业。镇江冶金局的意图是依托镇江钢铁厂的土地资源和交通优势，更重要的是地处制造业和消费发达的华东地区，争取将有色总公司的铝加工项目落户镇江钢铁厂，顺势实现镇江钢铁厂由铁向铝的产业转型。
韩勇利用之前在筹办镁厂过程中，与有色总公司有关部门领导接触认识的有利条件，再次开启长达一年多铝加工项目申报的北京之旅。
韩勇讲话声音洪亮，粗犷朴实，出差经常穿一件蓝色的旧中山装，在有色总公司有着不错的人缘，上至总经理，下至部门主任、普通工作人员，对来自镇江的韩勇亲切地称“小韩”。实际上，1982年的韩勇年龄也不小，已是49岁知天命的中年人。
“我就靠一张嘴两条腿，一趟趟跑到北京，向有色总公司的总经理和各个部门的领导，宣传镇江的天时地利人和。”韩勇回忆说，“在中国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华东地区，没有一家大型的铝加工综合性企业，而有色总公司此前在东北、华北、西北、西南都投资建设了大型铝加工制造企业，唯独没有布局华东。”在高人的指点下，韩勇向总公司建议在镇江新投资一家铝加工厂，服务华东区域需要铝板带材、铝型材原辅材料的制造业企业。
韩勇多次游说中有两点打动了有色总公司的高层，一是布局华东地区，市场尚且空白，打入华东市场符合有色总公司的发展战略；二是韩勇不断提到并保证镇江市对该项目的积极性、主动性，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有助于项目的顺利推进。
于是，有色总公司高层领导在又一次接待韩勇的拜访后，终于微笑着松口，“你的思路很好，但光说没有用，得打个报告来。”
韩勇听出话外默认之意，虽然只是一小步进展，但对于镇江铝加工项目的申报，却是零的突破，犹如在黑夜里前行，看见东方天边现出一片鱼肚白悄悄撕开了黑幕，黎明破晓。韩勇兴冲冲返回镇江，向镇江市有关领导汇报后，拿出一份致有色总公司来镇江投资铝加工项目的申请报告。
不久，从北京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镇江铝加工项目原则上获得通过。接下来的问题是细化投资方案：要生产哪些铝加工产品？上马哪些相应的生产设备？达到多大的产能规模？需要多少投资资金？
当时国内最先进的铝板轧机是共和国长子、有色总公司下属的东北轻合金厂由意大利米诺公司引进。韩勇跟随有色总公司有关领导赴哈尔滨的东北轻合金厂考察，在生产车间观看正在高速旋转压制铝板的米诺轧机，被设备的先进性折服。东北轻合金厂米诺轧机的规格是1200毫米，有色总公司确定为镇江铝加工项目引进的同样是米诺轧机，但轧机规格更宽1400毫米，这是当时国内规格最大、自动化程度最高的铝板轧机，轧机价格300万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与米诺公司轧机配套，镇江铝加工项目还引进了一台研磨轧辊的稀有宝贝磨床。这台磨床非同小可，凝聚全球顶级技术，受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严格控制，它军事上的用途可制造潜水艇的涡轮推进器，价格35万美元。事后，出售给华东铝磨床的国外公司受到美国安全部门调查，并作出检讨。
同时按照规划方案，还从日本引进1450美吨铝型材挤压机，以及为挤压机配套生产模具的一批带有电脑编程系统电火花设备。
但数千万元投资资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是一笔巨资，如何筹措这笔巨资是个难题。作为合资一方的镇江市财政并不富裕，只允诺为铝加工项目落地镇江提供土地、厂房及配套设施，而更多用于采购生产设备的资金则无力承担，只能寄望于大股东有色总公司。
成立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将有色金属工业的管理从冶金部分划出来，名义上公司化运作，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仍然承担一部分产业发展的政府行政职能。虽然有国家信誉担保向银行贷款，但旗下国有大中型有色金属企业众多，投资项目都在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僧多粥少，资金并不宽裕，镇江铝加工项目所需数千万元投资让有色总公司资金配置有些紧缺。
韩勇至今还记得到有色总公司财务部申请资金的细节，“财务部部长是一位老太太，我向她汇报进口轧机要300万美元，配套人民币还要500万元。她听了跟我说，`小韩，你胆子不小，这笔投资这么大。`当时有色总公司在投资资金上也有一定的困难。”
之后，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由合资公司董事长、有色总公司计划部主任朱定军具体落实，有色总公司向银行担保获得这笔巨额投资资金。
突破专业技术人才引进难关
筹备的最后一个难关，大批成熟的专业技术人才如何能在短期内到岗？最终大股东有色总公司出面与东北轻合金厂协调，问题也迎刃而解，但过程不易。
韩勇回忆，“有色总公司虽然决定从东北轻合金厂调人到华东铝，但调动比较伤脑筋。一是挑选谁来？二是东北轻合金厂舍不舍得放人？三是挑选的专业技术人员愿不愿意来镇江工作生活？”
时任东北轻合金厂党委书记是尉健行，同时兼任哈尔滨市市长。没错，正是数年后执掌中纪委的尉健行。尉健行前30年基层工作生涯在东北轻合金厂从事铝加工，直到1983年10月调往北京走进中南海。
1983年冬，哈尔滨零下30多度，韩勇和镇江市委副书记夏良震、镇江市委组织部、人事局一行有关人员，乘火车远赴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在有色总公司人事部领导的带队下，拜访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领导，请求放行一部分专业人才支援华东铝创建。“我们向尉健行汇报。最后，他点头了，`镇江铝加工厂是有色总公司的合资企业，建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华东，我赞成，你们放心。`”
拿到尉健行的“尚方宝剑”，东北轻合金加工厂首先选派副厂长屈伯明先期调往镇江。屈伯明资格老，经验丰富，在企业中颇有权威，是新中国第一代从事铝加工的专业技术人员。屈伯明根据镇江工厂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要求，从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精心挑选了158人，配置给新生的华东铝，其中46名工程师、各个生产设备上的专业操作手和熟练技术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
“东北轻合金厂将名单上所有员工集中在一起开会，有人听说去江苏镇江非常高兴，有人还不愿意来镇江工作。”韩勇说，“我向他们介绍镇江的气候条件、物质条件，是江南鱼米之乡，有山有水，距离人间天堂的苏州杭州只有几个小时铁路车程，距离中国最繁华大都市上海只要三个多小时火车。拖家带口的员工更关心小孩来镇江后能不能上学？在哪所学校上学？住房条件怎么样？”同行的镇江市委副书记夏良震当场允诺，前去镇江落户的职工子弟就近上学，韩勇则保证每一户、每一个来镇江铝加工厂工作的人都有住房。
回到镇江，韩勇给镇江钢铁厂的干部员工开会，将新建不久的钢铁厂家属小区几十套住房重新分配，动员本可分配住房的中层管理人员和工龄老的工人“挤一挤”，有的压缩分配的住房面积，大户型换成小户型，有的两家合住一套房子，克服困难，让出一部分住房给千里迢迢从哈尔滨过来支援镇江铝加工厂的158人。“镇江钢铁厂的干部职工有觉悟，为东北轻合金厂的人才引进落户作出了牺牲。”韩勇说。在此之后，工厂抓紧时间建造了新的家属楼，并在工厂附近的李家大山小区购买了数套商品房，东北轻合金厂过来的所有工程师、技术员、技术工人及家属都安置了住房，原本两家挤一套住房的也重新分配到单独住房。落实了子女上学和家庭住房，解决了外来人才的后顾之忧，韩勇在其中做了大量细致的思想工作。
此外，与东北轻合金厂的人才合作还有新的成果，同意接受华东铝60多位挑选出来的精明能干工人，来东北轻合金厂实习培训四个月，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把手教他们板材、型材等关键岗位的操作、工艺和设备维修。日后，他们大多成长为华东铝多个岗位的专业技术骨干、班组长。
春天的力量：华东地区最具规模现代化铝加工建成投产
如果说1982年是镇江铝加工产业胎动之年，那么，1984年则是有色总公司和镇江市双方合作正式签署落地，合资企业华东铝加工厂创立元年。
1984年，有色总公司与镇江市政府签订了“关于合资建设镇江铝加工厂协议书”，明确将镇江工厂的发展列入我国有色金属发展的总体规划，镇江铝加工厂一期工程2.2万吨建设规模，包括从意大利引进的1400毫米冷轧生产线、日本引进的1650美吨挤压型材生产线和氧化着色生产线、联邦德国引进的铝门窗制作生产线、中日合资企业涿神公司的铸轧生产线，六条生产线投资总额6862.11万元。
6862.11万元投资额是80年代镇江最大的制造项目，镇江市政府高度重视，称之为“一号工程”，全力配合支持。1984年3月，成立了镇江市铝材工程指挥部，切实协调好铝加工工程建设中的各项工作，推动铝加工一期工程顺利投产，由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指挥，指挥部成员有计委、经贸委、建委、市冶金局、市建筑总公司、物资局、财政局、银行、供电局、规划处等政府部门及工厂部门的领导担任，集中所有力量，统筹安排工程建设的人力、物力、财力，确保工程进度。
1984年5月，在有色总公司和镇江市的双重领导下，镇江钢铁厂内成立了铝加工厂指挥系统，由综合计划科、机械科、电气科、工艺科、工程科各部门现场办公室组成。
当华东铝1984年创立，在镇江南山脚下为新厂房基建挖下第一块土的时候，韩勇并不知道，也是在1984年，千里之外40岁的柳传志在北京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小平房内，创办中科院计算所新技术发展公司，这就是后来的联想集团。1984年12月，35岁的张瑞敏被派往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当厂长，即后来的海尔。同样在这一年，深圳的王石用倒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公司，就是后来的万科。广东惠州一个叫李东生的大学毕业生，在一个简陋的仓库里，开了一家与香港人合资生产录音磁带的工厂，便是后来的TCL。温州人南存辉和他的同学胡成中合股投入5万元，创办求精开关厂。后来，求精开关厂分拆为南存辉的正泰电器和胡成中的德力西电器，分别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的两家企业。
1984年是一个神奇的年份，众多企业在这一年横空出世，有的日后成为举足轻重的行业巨头。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1984年会出现大批新创立的企业？这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给中国经济创造出众多有创新意识和果敢闯市场的企业经营者？
1984年被后来艺术家歌唱的“春天的故事”来临。1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视察深圳带来的示范效应。3月，福建55位厂长的呼吁书《请给我们松绑》轰动全国。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从年初总设计师的示范，到春天企业主的呼吁，再到秋天法律上的确定，企业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与行政脱钩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确立。对长期运行的计划体制形成有力冲击，激发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以企业为主体的初兴。
豪杰的出现，经济体制的改良，还有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射击队许海峰获得首金实现零的突破，女排实现三连冠，国庆35周年天安门广场阅兵游行的北大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整个社会全国上下洋溢着活力，连空气都流动着激情和希望，先知先觉者察觉到新时代的胎动，乘着改革的春风创办企业，由此引发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创业潮，1984年为发端，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商业史学家称1984年为中国企业元年。理解这个时代大背景，有助于认识镇江铝加工产业的由来。韩勇和镇江市冶金局、镇江市政府一批有眼光的地方官员，以及战略布局华东市场的有色总公司高层，他们同样是1984年企业创业大潮的推手。
镇江市冶金局、镇江市政府一批有眼光的地方官员，以及战略布局华东市场的有色总公司高层，他们同样是1984年企业创业大潮的推手。图片前排左二为时任镇江市委书记孙秉谦，前排左三为时任镇江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夏良震。
从1984年7月20日板材生产线破土动工，到1988年12月28日氧化着色生产线建成试生产，华东铝一期工程用了四年半时间，实际耗资8408万元，一座华东地区最具规模的现代化综合性铝加工生产基地初具雏形，为区域内广泛使用铝板材、铝型材、铝箔材的厂商提供配套的定制供应。
一期项目建成落地凝聚了国家部委和江苏省领导的关怀和鼓励。时任江苏省省长顾秀莲两次到镇江铝加工项目现场，在公司办公楼的三楼会客室，顾秀莲听到韩勇介绍一期工程设计能力年产2.2万吨时，抬手推开窗户瞭望不远处一大片空旷的田野荒地，那是预留给铝加工后期项目的发展用地。她叮嘱韩勇，镇江铝加工长远规划的设计能力要达到年产20万吨铝材，是一期的10倍。20万吨铝材雄心勃勃的目标实际已列入中国有色金属发展规划中，时任有色总公司总经理费子文数度来镇江视察项目进展，有一次对随行的朱定军强调，“镇江铝加工设计能力一定要达到20万吨规模，除了已有的冷轧机，还要上热轧机。”原冶金部副部长、有色总公司副董事长茅林、原冶金部副部长夏云、后任有色总公司总经理吴建常也都先后来镇江铝加工一期项目考察，现场解决问题。多位重量级部委和省领导纷至沓来，寄托了他们对镇江铝加工业的殷殷希望。
价格双轨制改革下的第一次上千万元亏损
没有预料到的是，华东铝从投产第一天起就暴露出硬件的先天不足。
根据一份1989年7月的《一期工程（六条生产线）予验收报告》记载，“由于外部条件的制约，加之我们工作上的经验不足，一期工程很难发挥出理想的投资效益”。“按照工厂总体规划，一期工程应为2.2万吨。目前六条生产线虽已建成投产，但工艺设备不配套，制约着产品结构和产量。因此，预定建设规划不能实现，只能形成1万吨的生产能力。如：1400毫米冷轧机的装机能力在2万吨以上，而配置的退火炉只能够生产6000吨/年。要增加产量，退火炉通不过；要改变产品结构，扩大产品品种，如生产铝箔坯料，国内配套的精整机列设备有缺陷不能分条；要生产防锈铝等更多性能合金铝板，配套的铸轧机不能生产合金铝板，只能生产纯铝板。”
但工艺装备的不配套并不是华东铝初创阶段先天不足的最大软肋，毕竟可以通过技术改造和更新装备实现2.2万吨一期目标，无非是为前期经验不足、未充分论证买单，增加额外的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
真正被击中要害的是国家价格双轨制改革政策。
1984年，也就是华东铝正式落地开工建设的这一年，国家启用价格双轨制，即体制内的计划价格和体制外的市场价格同时并在，市场价格往往比国家计划价格高得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壮大，最终实现价格并轨，即把两种价格合并为市场价，取消国家计划价，真正向市场经济转轨，价格双轨制并轨是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重要的一个特点。
八十年代后期，生产资料价格节节攀升，铝锭供应紧张，国家计划价格比市场价格低数千元。有色总公司下属的每一家铝加工厂，都想方设法从有色总公司批到计划价铝锭的条文，但狼多肉少，有色总公司很难做到顾及到每一家。不过华东铝却得到了有色总公司少有的偏爱，给予诸多扶持。韩勇说，“我们是有色总公司的新合资企业，财务负担重，设备投产不久处在磨合期，生产经验也不足，有色总公司偏向我们多一点。1989年有色总公司从抚顺铝厂调来铝坯料6000吨供应华东铝，分两批发货，先发3000吨，后再发3000吨。市场价格16400元/吨，有色总公司特批我们享受国家计划价12000元/吨，比市场价便宜了4400元/吨。即使这般扶持，华东铝还没有资金购买。有色总公司再次特殊关照，为华东铝提供担保，这样保证了华东铝以较低价购买原料保证了生产。”
正当华东铝接收第一批3000吨铝坯料时，国家有关部门对工业生产资料双轨价格实施并轨，计划价受益者华东铝遭遇重创。3000吨铝原料，成本一下子增加1300万元。初创时期的华东铝因为巨额贷款的财务成本高，盈利能力弱，即使铝锭12000元/吨的计划价，也只能做到微利，而接受16400元/吨的市场价，意味着亏损4000元/吨，第一批发来的3000吨铝锭造成华东铝1000多万元的亏损。韩勇焦虑不安，急忙打电话给有色总公司，“后面3000吨铝坯料，不能再发给我们了。”
华东铝由此也成为了镇江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亏损大户。一家曾被镇江市上下寄予厚望、号称“一号工程”的投资大项目，反而成了亏损1000多万元的镇江市大包袱。有市领导找韩勇谈话，委婉地表示希望华东铝将财务账目调成不亏损，理由是华东铝一家亏损1000多万元的大窟窿拖累了镇江市整体经济效益大幅下滑。但此举遭致韩勇拒绝，“这是两家合资的企业，我一肩挑两家，况且我是有色总公司任命的厂长，调账我不敢。亏损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受国家价格体制改革的大局影响，亏损多少如实上报。”
韩勇卸任已在预料之中。1990年冬，镇江市委组织部在华东铝会议室召开中层干部大会，宣布韩勇调任镇江市冶金局副局长。在韩勇作完离职报告后，会场上中层干部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表达对他的敬意和不舍。华铝人不会忘记，在铝锭原料供应最紧张的时候，市场上有价无货，家家找米下锅，韩勇去了一趟北京，不仅签订下了铝原料长期合同，而且还享受国家计划价的特别关照，解决了原料的稳定来源。华铝人也不会忘记，每当企业遇到资金结算兑付困难，无论是在买原料的流动资金还是到期支付贷款利息，韩勇找到有色总公司，陈述困难实情，相关领导同意，由有色总公司担保，华东铝先买原料后付款，贷款利息延期支付。
多名华东铝人向记者表示，镇江现代工业史上，只有铁没有铝，如果没有韩勇、王宝全、孙秉谦等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企业经营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创造性推动，没有铁向铝的转变，就没有今天镇江铝加工业蓬勃发展。铝加工业在镇江从零开始，既无人才又无技术，他们上下一心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铝加工厂，将愿景变成了现实，这一步迈出去非常不容易。
从根本上讲，华东铝诞生于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小平南巡的产物。造成投产不久就亏损，直接的原因是国家价格双轨制并轨的改革政策，铝锭按市场价格结算给华东铝带来较高的采购成本，同时前期贷款买设备较高的财务成本，还有生产设备不配套、产能发挥不出来，等等客观因素。有色总公司多次在华东铝困难时期雪中送炭出手相救，除了有色总公司普遍认可厂长韩勇坦诚朴实的为人外，也是对布局华东市场这枚棋子的战略坚守。
（原刊发于中国有色网https://www.cnmn.com.cn/ShowNews1.aspx?id=420021
微信公众号火焰山产经 2020年0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