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声明：文章系原创首发，文责自负。本文参与书香澜梦第170期“念”专题活动。
每到腊月的这个时候，空气里便有一种无形的东西开始发酵，是炸红薯丸子的甜香混着洗衣粉的清冽，是被褥在阳光下舒展的暖意。我站在自己的厨房里，将红薯蒸熟、捣泥、和面，指尖传来的温热如此熟悉，仿佛不是我在操作，而是另一双手借着我的躯体，在完成一场迟到了太久的约定。
她总是腊月二十左右开始大扫除。那时她四十几岁，身子还很灵巧，能一口气把三间屋子的被褥全扛到院里的铁丝上晾晒。阳光穿过扬起的棉絮，光柱里尘埃飞舞，她拍打被面的声音“嘭、嘭、嘭”，沉稳而富有节律，是童年记忆里最踏实的鼓点。我和弟弟就在这鼓点里窜来窜去，焦急地等待另一种更诱人的声响——那是红薯丸子在滚油里“滋啦”欢唱的召唤。她炸丸子时神情专注，侧脸在油锅的热气里有些模糊，用一把长筷轻轻拨弄，直到那一颗颗金黄的圆球浮起，变得酥脆。第一锅总是烫手的，她一边吹着气递给我们，一边笑骂：“馋猫，小心舌头！”
食物的确不只是满足胃口。那是一种郑重的思念，是一套她为我们建立、如今由我独自持守的庄严仪式。她总说，过年要有过年的样子。这“样子”，是她用极为有限的物质，为我们构筑的一个无限丰盈的世界。我和弟弟每年必有两身新衣，一身厚的，一身薄的。她抚平衣领上的褶皱，理由朴素又无可辩驳：“天冷穿这个，开春暖和了穿那个。”仿佛有了这两身衣服，就能抵御世间所有的寒暑，包裹住一整年的平顺。我们总是等不及，除夕下午就偷偷换上，跑到邻居婶婶家，看似闲聊，实则是去展示那崭新的轮廓。她看穿了，却从不点破，只是倚着门框，眼睛弯成月牙。
后来我明白了，那不是纵容，是庇护。她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慷慨，在我们心里早早筑起一道堤坝，让成年后遭遇的贫瘠、冷眼与不安，都无法淹没那个被稳稳爱过的童年。有一年，我痴迷同学的自动铅笔，不用反复削轻轻一按就能一直写。那实在是不合理的要求，家里也不宽裕，还有文具盒的铅笔可以取代。我磨了她好几天，自己也觉得无理，渐渐不再提起。可就在一个平常的傍晚，她变魔术般从身后拿出一支自动铅笔，不好意思，妈妈给你准备的晚了。”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搓搓手，“别人有的咱也要有。”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妈妈是万能的，能从生活最坚硬的缝隙里，为我抠出光来。
命运第一次显出它的獠牙，是在她四十七岁那年。突如其来的脑出血，夺走了她一半身体的自由和清晰的语言。她的话变成需要费力辨认的音节，右半边身体成了一道她永远学不会驯服的枷锁。世界在她面前关上了一半的门。可过年，那套仪式，竟成了她穿越这障碍的唯一甬道。她指挥父亲打扫，用还能动的左手，笨拙地、极其缓慢地揉面。做给我的“大馍馍”，形状已不如从前圆润，甚至有些歪扭，可顶上那朵枣花，每一片花瓣都捏得异常认真。给外孙的压岁钱，她早早就从枕头下摸出崭新的票子，仔细封进红封。递过来时，她的手颤抖得厉害，却执意要亲自完成这个动作。那红封轻飘飘的，又沉甸甸的，压着我的掌心，滚烫。她说不出的千言万语，都封在那里面了。
原来，她从来不是什么超人。她的“无所不能”，只是因为她把自己压缩到了最小，小到可以全部化入那日复一日的尘埃与油盐，化入那套年复一年的、看似琐碎的仪式里。她用整整一生，将自己活成了一种“准备”——为我们准备新衣，准备吃食，准备一个永远温暖、永远接纳我们的巢穴，以至于当她骤然离开，这“准备”本身，竟成了她存在过的、最确凿的证据，和留给我最完整的遗产。
如今，我站在这里，清洗着或许并不脏的沙发巾，炸着或许吃不完的红薯丸。我不再是那个等着被馈赠的孩子。我成了那个“准备”的人。当滚烫的面团在我手中揉捏，当阳光铺满刚刚铺好的床单，当炸物的香气弥漫整个屋子，我忽然感到一种奇异的圆满。我并非在孤独地模仿。我是在承接，是在延续，是在用她教给我的方式，一遍遍确认：她从未真正离开。
思念是什么？是喉咙里咽不下的哽咽，是午夜惊醒时的空茫，是看到某个相似背影时瞬间紧缩的心口。可此刻，在这充满劳作与期待的腊月里，在指尖熟悉的面团触感与鼻尖萦绕的故乡气味里，我知道，想念更是一件可以去做的事。它不再只是被动的、弥漫的哀伤，而是主动的、具体的创造。我在创造一个有她的年，用她留下的仪式。
油锅依然“滋啦”作响，金黄的丸子上下沉浮，渐渐变得饱满、圆熟。我关掉火，捞起，沥干。屋子里很静，静得能听见尘埃落定的声音。可我知道，她不在这里，却又无处不在。她在我每一次用力的揉捏里，在我望向阳光时眯起的眼睛里，在这满屋子的、活生生的气息里。
我替她，把这个年，继续准备下去。这大概就是思念最终教会我的事：在注定消逝的命运里，打捞永不消逝的“年”；在漫长的告别中，练习一场又一场，无声的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