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昱坤

引言：在创伤的凝视下

有一个问题，我始终不解。

在面对我南京手无寸铁的同胞百姓时，荷枪实弹的日军何以举屠刀，竟至以杀人为戏、设“比赛”之局？又何以视人命如草芥蝼蚁，屠戮三十余万南京百姓？甚者以活人试毒、行人体之实验，在我中国土地上造下累累血案？莫非仅因当年日本军部一纸命令，或所谓 “效忠天皇” 之武士道，若仅此而已，这群同为爹妈所生、血肉所养的日本人，便可行此毫无人性之事？在我看来，绝非如此简单。

每翻史料，目之所及，心辄如剜。那些文字里的哀嚎、图片中的惨状，句句字字都似针锥扎心，直教人心头喘不过气。夜来思之，辗转反侧，合眼便是同胞受辱之景，睁眼又见血泪交织之文，怎奈痛彻骨髓，泪湿枕席，彻夜难安。彼辈行事，直如恶鬼噬人，对我中华民族犯下的罪孽，早已不是 “嗜血野兽” 四字可概括。野兽施暴，或为生存之欲行暴戾以自保；而彼时之日獠，分明是揣着灭我种族、亡我家国的歹毒心思，步步为营，行滔天恶行。

如此这般，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时，我想站在 “主观民族感情的客观分析” 的立场，抛开当时军令、日本国策、政治号召等原因，尝试从日本“人”身上，分析彼时日本人为何如此凶狠？斯篇之作，援笔之际，辄多踟蹰。先辈血痕犹在，同胞苦难未忘，家国之痛，积于肺腑，便觉笔重千钧，未敢轻下一笔，恐言不逮意，有负浸血之往事；尤惧情未及深，稍减刻骨之悲怆。唯以晚辈之诚，敛衽谨书，以此文缅怀先辈，此般痛处，长铭肺腑。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John W. Dower）在其著作《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中写道：“战争的残酷性不仅仅体现在武器上，更体现在思想上，一种将敌人非人化的思想，可以为最骇人的暴行铺平道路。”我想这该是我们需要客观分析的对象。南京大屠杀、731……这些事件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绝非冰冷的历史术语，而是烙印在血脉深处的、永不愈合的灼热创伤。然而，仅仅停留在情感的宣泄，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悲剧何以发生。为了防止历史的悲剧以任何形式重演，我们应该对造成这种创伤的“施害者”之内在逻辑与心理机制，进行一次彻底的、不回避、不粉饰的系统性剖析。因此，我们应该避免任何对日本近代暴行进行单一化或简单化的归因。将罪责仅仅推给“少数战犯”“一纸军令”或是抽象的“国策”，这些无异于对历史的懒惰与逃避。

我们当把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视为一个由其独特的文化传统、严酷的社会结构、精巧的心理规训机制以及畸形的现代化进程等多重因素，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相互交织、共振、催化而成的“系统性”结果。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回答“日本人是谁”，而是要回答“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是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系统下，成为一个可以无视人类基本道德底线的‘魔鬼’的？”

日军正在活埋南京市民

选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一名日军官兵在砍杀数名中国人后，提起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让人为其拍照留念。

选自《罪证：日军镜头中的侵华记录》

一、被异化的传统与内在约束的缺失

日本近代的极端军事暴行，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凭空产生的空中楼阁，而是根植于其传统文化土壤的畸形成长，是其核心文化元素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嫁接与催化下，被系统性扭曲和滥用的恶之花。其中，“耻感文化”与“武士道”精神的异化，构成了理解这一悲剧的文化密码。

（一）“耻感文化”：外部评价压倒内心良知的双刃剑

“真正的耻感文化依赖于外部的对个人行为的制裁，真正的罪感文化则依靠内在的对罪恶的认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其作品《菊与刀》中，首次精辟地提出了这一区分，并将日本文化界定为典型的“耻感文化”。这一理论框架，尽管后世学者如土居健郎（Takeo Doi）在其《日本人的心理结构》中对其进行了补充和修正，认为日本人的行为更多源于“甘え”（娇宠、依赖）的心理结构，但本尼迪克特所揭示的“外部约束”特性，对于理解日本人的道德行为逻辑，至今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与根植于内心良知和对神敬畏的“罪感文化”不同，“耻感文化”的行为准则高度依赖于外部世界的眼光、社会的评价以及对“羞耻”的规避。其道德判断的核心，不是“这件事本身是对是错”，而是“这件事如果被别人知道了，会不会让我蒙羞”。这种文化特质，在和平时期，可以表现为高度的自律、注重名誉、对社会规范的严格遵守。然而，一旦进入战争这种极端的、价值观被颠倒的特殊环境，“耻感文化”便会立刻展现出其致命的双刃剑效应，成为合理化暴行、消解个体道德责任的催化剂。

侵华日军照片

首先，它为暴行提供了“合理化”的心理通路。在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整个国家和军队的价值导向被彻底颠覆。侵略被美化为“膺惩暴支”（惩罚暴戾的中国），扩张被解释为“八纮一宇”的“圣业”。在这样一个强大的集体价值评判体系中，一个士兵的行为标准被彻底重塑。能够引发“耻感”的，不再是“杀害无辜平民”，而是“没有勇敢地杀敌”“被同侪视为懦夫”。为了避免这些被集体所不齿的“耻”，个体就必须积极地、甚至竞赛式地去实施那些被集体定义为“勇”和“忠”的残暴行为。

1937年12月，《东京日日新闻》连续报道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名少尉在南京城外进行的“百人斩”竞赛，该报纸称赞他们为“皇军的英雄”，这种将屠杀竞赛作为荣誉大肆宣扬的行为，正是“耻感”驱动下失常到极端行为的典型例证。此时，外部评价的压力已经完全压倒了个体内心可能存在的任何关于“滥杀无辜”的是非感。日军士兵东史郎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大量暴行，并写道：“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被认为是胆小鬼。”（东史郎，《东史郎日记》，1987）。同样的，2025 年 9 月 1 日，根据我国《扬子晚报》报道："日本遗族会拒绝承认其证言，称 ' 玷污英灵名誉 '"（2025-09-02）最后一位南京大屠杀日本籍幸存者本多立太郎逝世（享年 108 岁）。其生前日记记载："1937 年 12 月 15 日，我在汉中门砍杀 12 名俘虏，中队长说 ' 不杀就是对天皇不忠 '"。

《东京日日新闻》连续报道了野田毅和向井敏明两名日本少尉在南京城外进行的“百人斩”竞赛，该报纸“称赞”他们为“皇军的英雄”。

其次，它导致了内在忏悔机制的系统性缺失。

“耻感文化”的核心在于“不能被人知道”，在于规避“公开的羞辱”。这就意味着，一旦暴行在特定的集体内部被接受、被默许甚至被鼓励，并且能够有效地对外部世界进行信息封锁和掩盖，那么行为人便极度缺乏来自内心的“罪恶感”和主动忏悔的强大动力。正如1970年，日本学者中根千枝（Chie Nakane）在《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分析的，日本社会高度重视“内”与“外”的区别，集体内部有一套行为准则，对待“外人”则另当别论。只要暴行不被“曝光”于外部世界，羞耻感就不会被触发。这可以深刻地解释，为何诸多参与了1938年徐州会战后对周边村庄烧杀抢掠的日本士兵，或是在1942年浙赣会战中进行大规模屠杀和细菌战的部队，在战时能够心安理得地犯下滔天罪行，而在战后，当整个日本社会未能对战争罪行进行彻底清算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选择沉默、遗忘甚至辩解。

最后，它催生了对投降者的极端鄙视与残忍。“耻感文化”将“失败”和“被俘”视为个人和家族无法洗刷的最大“耻辱”。因此，在军国主义的宣传下，投降被视为最懦弱、最不忠的行为。《战阵训》（1941年由陆军大臣东条英机颁布）中明确写道：“生不受虏囚之辱，死不留罪祸之名。”这使得他们在战场上常常表现出宁死不降的疯狂，如1944年塞班岛战役中，数千日军和平民集体跳崖自杀。相应地，他们对于已经放下武器、选择投降的敌方战俘，抱有极大的轻蔑和残忍。这种心态，是导致1942年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的重要文化心理原因，超过一万名美菲战俘在长达一百多公里的行军中被虐待致死。同样，在南京保卫战结束后，日军对数万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战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集体屠杀，甚至以此为名对百姓大开杀戒，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战俘“已经丧失了作为一名军人、甚至一个人的荣誉”，是“不配为人”的存在，杀害百姓以彻底“震慑”中国人的反抗精神，按照这个思路，这些行为可以为这些毫不知耻、毫无廉耻和人类底线的行为作注解。

与魔鬼无异的日军所过之处，中华大地尸骸累累

（二）被阉割与滥用了的“武士道”精神

如果说“耻感文化”为暴行拆除了内在的道德剎车，那么，被军国主义异化的“武士道”精神，则为这辆失控的战车，提供了强大的、甚至是富有美学诱惑力的暴力引擎。新渡户稻造（Inazo Nitobe）在其作品《武士道》一书中，曾试图向西方世界美化这一精神，称其为“指导武士的道德准则”。然而，历史学家赫伯特·比克斯（Herbert P. Bix）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著作《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昭和时期的武士道，不过是为天皇的帝国主义扩张服务的、被国家精心改造过的封建伦理的殭尸。”

这种改造，首先是内容的极端简化与阉割。明治政府为了塑造国民对天皇和现代国家的绝对忠诚，从复杂的武士道传统中，抽离并极度放大了“忠”与“勇”这两个元素，特别是将武士对领主的私人化忠诚，成功地偷换为全体国民对天皇的、神圣化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同时，武士道中可能包含的“仁”“义”“礼”等对暴力行为构成约束的复杂内涵，则被有意地剥离和压制，剩下的便是一种被高度纯化的、只剩下“为天皇绝对效忠”和“勇敢地去死”的暴力美学。

日本明治时代

其次，是对象的全民化与国家化。原本只适用于少数武士阶层的“武士道”，通过教育、宣传和兵役，被灌输给了每一个普通的日本国民，特别是士兵。这种被改造和滥用的“武士道”，成为了军国主义最核心的意识形态工具，它将一种“轻视生命”的哲学，系统性地灌输给每一个士兵，使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惊人的狂热和对生命的极端漠视。

侵华日军照片证据

这种漠视，首先是对自身生命的漠视。士兵们被教导，为天皇“玉碎”是人生的最高荣誉。这种观念，是“神风特攻队”这类极端战术能够产生的思想基础。在1945年的冲绳战役中，数千名年轻的飞行员驾驶着满载炸药的飞机，撞向美国军舰。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时，我们很难指望他会去尊重他人的生命。

因此，这种漠视，必然地延伸为对敌人生命的极端残忍。当杀戮本身被赋予了“忠勇”的崇高意义，当死亡被美化为“樱花飘落”般的壮丽，施暴者在进行屠杀时，便可能体验到一种扭曲的“美学快感”和“使命达成感”。1932年，日军占领抚顺后，制造了平顶山惨案，将三千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全部屠杀，理由仅仅是怀疑他们与抗日武装有关。在华北地区推行的“烬灭作战”（三光政策），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扫荡，无数村庄被夷为平地，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这背后，正是这种被异化的“武士道”精神在作祟。它为士兵们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将残暴行为正当化、崇高化甚至美学化的思想体系，使他们得以在突破人类道德底线的同时，还能获得一种畸形的荣誉感和自我满足。

日军侵华时期屠杀我百姓的照片

二、社会心理学与集体心理机制视角：“良民”如何变成“鬼”

仅仅从宏大的文化传统出发，尚不足以完全解释个体在具体情境下的行为。为何一个在和平时期可能是温和的教师、孝顺的儿子、勤劳的农民，一旦穿上军装，就能在异国的土地上，变成一个惨无人道的“鬼”？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到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检视个体在特定的社会组织与高压环境中，其正常的心理防线是如何被系统性地摧毁，其人格是如何被一步步重塑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在其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论述道：“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就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

（一）格式化的灵魂：极端服从心理的系统性塑造

日本近代军国主义体制最成功，也最可怕的成就之一，便是建立了一套从童年教育到军队训练无缝衔接的、旨在塑造“绝对服从”人格的社会化体系。

这个体系的起点，是高度军事化和国家主义的教育。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成为此后半个多世纪里日本教育不可动摇的“宪法”。《教育敕语》的核心，是将儒家伦理与国家神道和天皇崇拜相结合，要求所有国民“一旦危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这种长达数十年的“格式化”教育，为培养能够无条件服从权威的国民，奠定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日本军队

当这些青年进入军队，他们将面临更为严酷的、旨在彻底摧毁个人意志的心理重塑工程。1882年颁布的《军人敕谕》，被誉为“军人的圣经”。它明确要求军人必须将“忠节”作为首要本分，将上级的命令视为天皇本人的命令，必须“不容有丝毫抵抗”，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

为了强化这种机械式的服从，日军内部建立了一套以严酷体罚和绝对等级为特征的“私刑”文化。新兵入伍后，会遭到老兵和下级军官毫无理由的、日常性的、极其残酷的殴打。这种殴打，其目的并非单纯的惩罚，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心理设计。它通过肉体的痛苦，彻底摧毁新兵的个人尊严和反抗意志。

这种环境，与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进行的著名的“服从实验”所揭示的心理学原理，达到了惊人的一致。米尔格拉姆在其《对权威的服从》一书中总结道：“当事人格中的良心，在与权威的命令发生冲突时，前者总是会屈服。”日军的整个训练体系，正是一个放大版的、更为残酷的“米尔格拉姆实验”。

侵华日军照片

（二）集体的催眠：“去个性化”与对敌人的“非人化”

当个体被剥夺了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的能力后，下一步，便是将其彻底消融于一个强大的、匿名的集体之中。日本社会固有的“集团主义”文化，在军队中被推向了极致，并与“去个性化”的心理机制相结合，产生了灾难性的催化作用。

“去个性化”的过程，是泯灭个体、融入集体的过程。当一名青年进入军营，他首先被剥夺的是自己的姓名，代之以一个冰冷的番号。关于这一点，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其著作《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中通过“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当个体处于匿名状态，并被赋予一个强大的集体角色时，他们会迅速丧失个人的责任感和自我约束力。

与“去个性化”同步进行的，是对敌人的系统性“非人化”。

军国主义的宣传机器在这方面不断的开足马力，将敌人，特别是中国人，描绘成劣等的、野蛮的、愚昧的、不配拥有生命的非人存在。在当时的宣传中，充斥着“支那豚”（中国猪）、“马路大”（圆木，731部队对活体实验对象的称呼）等蔑称。这种“非人化”的语言和图像宣传，其目的在于在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建立起一道深刻的心理鸿沟。因此，他们的屠杀，不再是杀“人”，而仅仅是“处理”“对象”或“清除”“害虫”。731部队的石井四郎中将就曾公然宣称，那些实验对象“跟小白鼠没有任何区别”。在这种认知下，1940年日军对重庆进行长达数年的无差别“战略轰炸”，以及在各占领区设立“慰安所”，强征数十万妇女为性奴隶等行为，都被视为理所当然。

有日本老兵在战后的忏悔录中写道：“我们不再是人了，我们是天皇的工具，是战争的野兽。”（《日本兵》，吉田裕，1985）。这正是对这种集体心理扭曲过程的生动而准确的写照。

日本士兵日记

三、历史学与比较史学视角：现代化进程的畸变

要更全面地理解日本近代暴行的根源，我们必须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脉络和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中。这不仅能帮助我们看清日本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与畸变，更能通过与纳粹德国等其他法西斯政权的比较，分辨出哪些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现代极权国家的共性，哪些又深深根植于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土壤。

（一）“军国之民”的养成：近代军国主义教育体系的构建

日本之所以能够发动如此大规模、持续如此之久的侵略战争，其背后是一套长达数十年、从上至下、无孔不入的军国主义教育与社会动员体系。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在其著作《日本历史》（1963年）中写道：“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整个国家机器都朝着服务于军事扩张的方向运转。”

从明治初期到昭和战败，日本的教科书、军事教材、青年团训练手册等文献清晰地记录了军国主义思想如何一步步渗透到国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文部省开始全面修改教科书，删除任何带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色彩的内容，加入了大量“神国日本”“八纮一宇”的民族优越论和扩张理论。1939年日军在蒙古诺门罕战役中惨败于苏联，但国内媒体却将其宣传为一场“伟大的胜利”。1941年偷袭珍珠港后，日本国内更是陷入一片战争狂热之中。

（二）魔鬼的镜像：与纳粹德国的异同分析

将二战时期的日本与纳粹德国进行比较，是避免“日本特殊论”、深化我们理解的有效方法。

在暴行的核心动机上，纳粹德国的暴行，特别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工业化屠杀，是建立在一套清晰、系统、伪科学化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而日军的暴行，其动机则更为复杂和混合。它包含了基于“神国日本”的民族优越感，对反抗者的“膺惩”心态，对战略资源的赤裸裸掠夺，以及一种被长期压抑后在战场上爆发的、非理性的暴力宣泄。

在暴行的组织与实施形式上，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表现出高度的工业化、官僚化和系统性。汉纳·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平庸的恶：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写道：许多执行者如同艾希曼一样，只是在庞大官僚体系中“尽职尽责”地执行命令。而日军的暴行，以南京大屠杀为例，则在高度组织化的集体屠杀之外，还表现出大量由基层部队在失控状态下，进行的随机性、狂欢式、竞赛式的暴力。如果说纳粹的恶是一种冷酷的、工业流水线式的恶，那么日军的恶，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混杂着命令与放纵、组织与失控的、充满原始兽性的“热”的恶。

在战后的历史反思上，两国的差异则更为巨大和深远。战后，西德对纳粹的历史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清算。1970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成为德国反思历史的标志性事件。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的日本，由于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清算得极不彻底。这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历史修正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土壤。

靖国神社：不知悔改的日本高官不断的参拜

四、灰烬下的余火：战后日本社会“凶狠”属性的延续与变异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一个以“和平宪法”为基石、以经济发达和社会有序著称的新日本似乎已经取代了那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帝国。然而，那些在战争中被系统性塑造和强化的国民性中的“凶狠”或极端属性，是否就此烟消云散了呢？答案远非如此简单。它们并未被根除，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一种更为隐蔽、更为复杂的形式，延续、转化和变异，持续对日本的社会生态、政治走向和对外关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战前那种外化的、物理性的、针对“敌人”的凶狠，在战后被剥夺了合法的宣泄渠道后，转而内化为一种针对“内部”和“自我”的、非物理性的、精神层面的“严苛”与“残酷”。

（一）从战场到职场：极端集体主义的现代变体

战前军队中那种“泯灭个性、绝对服从”的集体主义，在战后日本的企业文化中找到了完美的借尸还魂。日本的“会社人间”（公司人）模式，要求员工对公司表现出近乎无限的忠诚，将个人生活完全奉献给工作。长时间的加班、下班后的强制性应酬、极少的假期，成为一种常态和“美德”。这种文化催生了“过劳死”这一日本特有的社会病症。1987年，日本劳动省首次在官方报告中承认“过劳死”的存在。每年都有数百甚至数千名正值壮年的劳动者，因过度工作而猝死或自杀。这无疑是一种非物理性的、来自组织的、对个体生命的“凶狠”剥夺。

同样，森严的等级制度和“耻感文化”也在职场中延续。日本职场中的“霸凌”现象极为严重。上级对下级的公开羞辱、无理要求、精神虐待，被视为一种“锻炼”和“常态”。个体一旦被贴上“无能”或“不合群”的标签，就会在集体中遭到排挤和孤立（村八分），其精神压力之大，远非外部社会所能想象。2011年，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显示，超过45%的员工在过去三年中经历过职场霸凌。

（二）从“玉碎”到“欺凌”：校园与社会中的残酷排异

战时对“非国民”的肃清，演变为和平时期对“异类”的残酷排挤。日本校园中的“欺凌”问题，其严重性和残酷性举世闻名。它不仅仅是同学间的玩笑打闹，而是一种以多数对少数、集体对个体的、持续性的、旨在彻底摧毁对方人格尊严的系统性暴力，包含孤立、诽谤、身体攻击和网络暴力。日本文部科学省202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度全国中小学校认定的欺凌事件高达68万件，创历史新高。每年都有数百名青少年因不堪欺凌而选择自杀。这种现象的背后，正是那种不容忍任何“异质”存在的、要求绝对一致的极端集体主义在作祟。

这种排异性也体现在社会层面。对于历史问题，任何敢于发出与主流保守观点不同声音的学者、记者或公民，如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或是《朝日新闻》的记者植村隆（因报道慰安妇问题）都会遭到来自右翼团体的长期恐吓、人身攻击和社会性抹杀。这是一种以“爱国”为名，行使的残酷的思想暴力。

（三）从军国主义到历史修正主义：政治右翼的幽灵

战时的凶狠，根植于一种扭曲的、自大的历史观和民族优越感。这种思想在战后并未得到彻底清算，而是化身为“历史修正主义”的幽灵，在政坛时隐时现。从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到21世纪初小泉纯一郎的连续参拜，再到安倍晋三执政时期试图修改和平宪法、并在国会答辩中宣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上和国际上都没有定论”（2013年4月23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行，在日本政坛屡见不鲜。

这种行为，不仅仅是政治作秀，它背后反映了一种拒绝承认自身加害责任、试图重塑“光荣历史”的集体心理。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客，更是频频发表否认南京大屠杀、称慰安妇是“自愿”的等极端言论，激起亚洲各国的强烈愤慨。2012年，由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挑起的“购买钓鱼岛”事件，直接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冰点。这些都表明，那种以自我为中心、蔑视他国感受的“凶狠”政治思维，依然在部分日本政治精英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结论：一个系统性的警示

当我们将目光从那些血腥的历史场景中移开，回到最初的问题“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凶狠？”，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更为清晰也更为复杂的答案。答案不在于任何单一的、神秘的“国民性”，而在于一个被精心构建起来的、高效运转的、旨在系统性地剥夺“人”性并将其改造为“鬼”的庞大社会系统。

这个系统，首先以被异化的文化传统为思想内核。它将“耻感文化”中以外部评价为导向的特质，扭曲为一种可以合理化任何暴行的荣誉激励机制；它将“武士道”精神中复杂的内涵，阉割为只剩下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和对生命的极端蔑视。这两者共同作用，拆除了一个普通日本人内心深处的道德防线，为其行为的无限堕落，提供了文化上的“许可证”。

这个系统，继而以严密的社会心理规训为操作手段。它通过长达数十年的军国主义教育和残酷的军营训练，将“绝对服从”内化为一种条件反射，彻底摧毁了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与反抗意志。然后，它利用“去个性化”的集体催眠和对敌人“非人化”的系统性宣传，将已经丧失自主性的人，彻底消融于一个匿名的、不负责任的、以施暴为荣的暴力集体之中。一个“良民”，便是在这个精巧的心理流水线上，被一步步加工成了“恶鬼”。

最后，这个系统，是在畸形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终成型的。日本近代化“脱亚入欧”的成功，催生了其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和对外扩张的野心。其“和魂洋才”的模式，又使其在拥抱现代技术的同时，保留甚至强化了以天皇制为核心的封建专制内核。

因此，日本近代的骇人暴行，并非一群天生的恶魔所为，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其文化、心理、社会、政治等多个层面发生系统性病变的结果。这是一个关于“平庸的人”如何能够犯下“极致的恶”的、最深刻也最惨痛的历史警示。

我们来看一些最近的事件：

2025 年 3 月 15 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新版初中历史教材，将 "南京大屠杀" 统一改称 "南京事件"，删除 "30 万遇难者" 表述，仅标注 "中日双方对死亡人数存在争议"。东京书店上架的育鹏社教材更直接删除 "731 部队" 章节，代之以 "战时卫生研究" 的模糊表述。

2025 年 4 月 21 日，72 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首相石破茂献 "内阁总理大臣" 署名玉串。2025 年 8 月 15 日，战败纪念日，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在 NHK 节目宣称："广岛长崎的原子弹才是真正的反人类罪。" 同日，靖国神社官网更新 "英灵名录"，将 14 名甲级战犯照片置于首页。

2025 年 8 月 31 日，靖国神社悄悄撤下展厅内的 "支那事变" 地图，换上 1942 年 "大东亚共荣圈" 宣传画。与此同时，日本全国图书馆系统下架《东史郎日记》等 32 种战争证言书籍，理由是 "内容不符合新时代价值观"。

这些发生在 2025 年的事件，正是原文所述 "系统性塑造凶狠国民性" 的当代延续。从教科书删除 "侵略" 到靖国神社招魂，从外交否认到社会清洗，日本右翼正在复刻战前 "耻感文化 + 集团主义" 的扭曲逻辑，不仅恬不知“耻”，也在用集体沉默构建 "无责任共同体"。

今天，我们以“主观民族感情的客观分析”之立场，去进行这次痛苦的回溯与解剖，绝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仇恨与暴行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机制。我们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将集体置于个体之上、将服从置于良知之上、将某种“崇高”目标置于基本人性之上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都可能将普通人引向罪恶的深渊。铭记历史，不仅是要记住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更是要时刻警惕那些能够催生罪行的、系统性的力量，有效杜绝。 忘记历史的人会重蹈覆辙，而否认历史的人，正在制造新的罪恶。此刻的警醒，不仅为告慰先烈，更是为了让 "凶狠" 的鬼魅，永远困在历史的牢笼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从历史的创伤中汲取教训，确保人类的明天，不再被这样的“鬼魅”所笼罩。

• 全文完

本文作者：李昱坤，曾用笔名大熊，艺术评论人，“呓艺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