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到了一篇经济学的文章，收获很大，很受启发，让我联想到了几年前三鹿毒奶粉事件引发的社会环境问题。
文章谈到了“何谓优质”，作者认为降低生乳收购的管家标准，恐怕是政府管治理念的进步。刚开始读到这个观点时凭自己现有的知识，我也难以理解。降低了标准怎么反而成了进步了呢？但随着作者的进一步解释我也慢慢理解了，也认同了这个观点了。
不过，读者能否再多想想，政府如果要拔高质量标准，只需一纸空文，易如反掌的事情，何乐而不为？毒奶粉事件爆发后，质检部门为什么还冒天下之大不韪，降低生奶的质量标准？
作者推断，那是由于政策制定者意识到问题的症结，不得不通过修订质量标准，以在“缺奶”“淡奶”与“毒奶”之间作取舍的缘故。
“缺奶”的情景。在20世纪的90年代以前，牛奶很稀缺，是需要靠走后门或凭医生证明才能得到的高级营养品，所以老百姓基本没有喝奶的习惯。那个年代，奶质标准专为国营畜牧场而定，要求比较严苛，而散户供奶是不成规模的。简而言之，那是“缺奶”的情境。
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营养观念的普及，市场对奶制品的需求激增，而散户供奶的产业蓬勃兴起。据报道，今天全国奶制品消费量中，大约仍有七成来自于散户的供应。散户供奶，优点是供给者的进入门槛低，饲料便宜，农户家里有什么就给奶牛喂什么，千千万万散户汇聚起来的总量大，能比较迅速地满足市场上不断上扬的需求；其缺点，是饲料质量的差异导致生奶质量参差。简而言之，那是“淡奶”的情景。
我们当然希望能尽快从“淡奶”过渡到“浓奶”。重要的一环，是产业链条的“垂直整合”，即从散户供奶，转变为乳品加工厂自给自足，并进一步完全控制饲料来源。只有这样，才能降低生产环节中因“转手”而诱发的欺诈行为，才能充分发挥品牌的抵押作用，从而保障乳制品的质量。理想的做法，是一块从未被污染的净土，种植出高品质的青草，喂养从美国或澳洲进口的良种奶牛，挤出的牛奶只需要经过轻加工，便可以空运到超市或诸位的家门。
然而，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那暂时只是理想，因为世上的良种奶牛还不够多不够便宜，产业链条整合需要时间，消费者是否愿意出价还是未知数，政府也暂时不允许乳品大量进口。这些因素不能一夜解决，从“淡奶”到“浓奶”的过渡就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就必须思考质量标准来与生产和消费水平相适应的问题。
以针对专业畜牧场而制定的质量标准，来规范大量新兴的散户奶源，便出现了散户奶农“造假”与乳品加工厂“防假”的的长期博弈。显然，如果大量散户提供的牛奶，其平均质量被恰好挡在过高的标准之外，而不得不倒掉的话，散户造假的积极性就会大增。散户奶农自己掏钱投毒，以伪造蛋白质含量的恶性事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简而言之，那是“毒奶”的情境。
让我们在这个背景下讨论修订国标带来的影响。首先要说明，并不是修订了国家标准，就可以杜绝造假，也不是说修订了国家标准，就能自动生产出足够多的优质奶牛，而是说国家标准的修订，会在边际上影响上述“缺奶”“淡奶”“毒奶”三种情况发生的概率。
同时要说明的是，国家标准并不等于企业标准。国家标准是以法律为后盾对整个市场划定的底线。如果人们实际能力，与这条底线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那么造假的诱惑就很大，而政策制定者就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这种诱惑。另一方面，单个企业不仅可以有很高的标准，而且可以有很多种标准。不同品牌和不同档次的产品，在消费者市场上互相竞争，优胜劣汰，那才是质量进步的根源。回望历史，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企业水平的提高，是企业竞争出来的，而不是政府规定出来的。
显然，从“缺奶”到“淡奶”，是从无到有，是进步。进步往往是渐进的。不切实际地拔高标准，会适得其反。到底是要防伪防骗，还是要防劣防次，我们得作清楚的区分。
从“缺奶”到“淡奶”，是国人饮食结构改善的重要一环，其中散户模式功不可没；而从“淡奶”到“毒奶”，则是悲剧，其中生乳收购国际不够结合实际，以及司法体系对造假者的惩罚缺乏应有的力度，都间接增加了产生悲剧的概率。适当放宽生乳国标，加重对造假者的惩罚，均有助于减少造假和投毒的悲剧；至于从“淡奶”到“浓奶”的过渡，最好还是交给企业，让它们在诚实的竞争中，按消费者投钞票的意愿，水到渠成式地进步为宜。
是啊，从我个人的的角度，我也认为降低牛奶的国标是件好事。造假投毒的概率大大的减少，我们就可以喝到真的牛奶。是不是喝高品质的牛奶那就看你个人的经济能力水平了。这样也就很少出现那种用就皮鞋，旧腰带，动物的毛发，以及合成人造蛋白的牛奶了。这样可以说是对广大的消费者一大福音。
要说的一点是，这篇文章的大量论点引用了薛兆峰经济学老师的《经济学通识》里的一篇文章。觉得这篇文章写的很好，很贴近我们的现实生活，我读了之后很有感触，也希望所有读者，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文章，能够读后有所感受，有所启发，对现实生活中的现象能够多一种理解的角度，这就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