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黄先生见面，是在红磡火车站不远的一个甜品店。桌面上放了两份杨枝甘露，还有笔和纸，以及一支打开了的录音笔。
和黄先生是在朋友的餐厅认识的，他虽然退休了，但时常还来帮忙处理一些水电问题。他是香港永久居民，但四十多年前，他还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会因为一个决定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而逃港者，是一个略显敏感又饱含血泪的一个称呼。据统计，每三个香港居民就有一名是内地移民，绝大部分是非法来港。在那个动荡的时期，人口的迁移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与变革。
逃港浪潮中有很多牺牲者，黄先生说，他为活下来而感到幸运。他经历六次才最终成功，中间可谓是九死一生。这段经历让他对生与死有了更为深刻的体会。他说，支持他活下来的是求生的欲望。
逃港按路线分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据说选择东线西线的人较多，因为边防相对较弱，但死伤也很多，海底枯骨不计其数。
深圳以西逃港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成功率比较高。
中线的逃港者大多持有县级证明（包括假证明），乘坐火车、汽车进入深圳，夜间伺机在罗湖一带跨越深圳河，翻过铁丝网进入香港。但边界有大量武警和警犬把守，防守最严。
东线多为深圳以北及以东县市，即惠阳地区，梅县地区及汕头地区来的逃港者，从惠州出发，徒步穿过惠东，宝安，攀越梧桐山进入英界；或从盐田、大鹏和南澳一带游过大鹏湾。由于湾内有很多鲨鱼，逃港者往往被鲨鱼咬死。
黄先生和同伴是从东线走的。一开始，不出意外，子弹、警犬，都试图阻止他们前进。“那时候家里困难，仅有的馒头我和妹妹一人半个。我真的舍不得吃，你知道吗，那时候爸妈吃的是树叶树皮啊！我拿着那个馒头，心里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出路，我不能成为家里的负担。”于是，他选择了逃港，并坚定信念，一定要成功。
逃港六次，自然，前五次都是失败的。因为当时对于逃港者定罪很重，他用了假名和假的家庭资料，以免罪责波及到家人。
准确来说，第六次他不是从东线走的。那时，他被“发配”到海南岛“改造”，他是从那里离开大陆地区的。依然是组团，夜深之后，他们六个人从一个边防较弱的口乘船离开了海南岛。船是一般的小鱼船，木头的，六个人加上很少的一点点干粮就依靠这只小船，开始了惊心动魄的旅程。
之所以能偷偷离开，并不是因为边防真的有多弱，而且赶上台风了。他们几个趁着台风，出海了。“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一不小心就会送命，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他们没有任何意外地在一天后遇到无法抵抗的巨浪，几个人几经挣扎，游到了不远处的灯塔塔基上。“李差点就被浪卷走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拉住了他。”几个人在灯塔下，几乎没有淡水，也没有什么干粮，本来带的就很少了，经历这一难，物资就更少了。
“那时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们将近两天没吃东西，几个人都没有什么力气了。但没有船过来。也是，这个时候怎么会有船出海呢？”可能也是急中生智，他们决定破坏灯塔的灯，引来海警救他们。他们在白天爬上灯塔，用石块砸破灯罩和感应器。“那个可结实了，我们轮流上去用力砸，估计花了半个小时吧，才把灯罩和感应器砸坏。”接下来，他们用衣服将灯罩遮住，确保灯塔出不了光。
他们的计划成功了，当天晚上，暗淡的灯塔引来了海警，救下了在鬼门关外徘徊的他们。
接下来又是一番斗智斗勇，他想方设法穿过新界，来到九龙。后来又去港岛登记，成为了香港居民。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来香港，我们从一些基础的工作做起。我跟着他们做装修，只要我努力工作，就有收入，就能养活自己。”他喝了点杨枝甘露，“现在基本生活无忧了。我们这帮人中混的最好的现在是企业的董事长，身家十几亿。像我们这些呢，就是中间啦。”
“现在有些孩子喊着要独立，实在是幼稚。他们就是新生的一代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企图通过这样来获得认同。”他笑着摇了摇头，“我在香港的时间比在内地的还要长，香港已经是我的家了，但如果问我我是哪里人，我会说，我是中国香港人。这是原则。”
“我们每年都会有组织乘船去当年逃港的海域做纪念活动，缅怀那些同胞。”他拍拍我的肩膀，“年轻人，好好努力，中国现在越来越好，机会也越来越多，你们这一代一定比我们这一代更好。我们这些人帮助了香港的发展，而中国的发展，就靠你们了！”
黄先生的经历让我感慨万千，也许，真正在生命的十字路口徘徊过，才能知道点滴看似小的变化中的不容易，才能明白历史的车轮走过多少泥泞……一切，都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