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对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哲人贤士一直争执不断，谁也说不服谁。这种问题，本质上已经脱离形而下的具体实例而上升为形而上的探究，所以只要你找到一个证明自己观点的例子，对方都能找到更多相反的实例。孟子主张性善，所以人应该被德化教育。于己，可以克己复礼；于众，则可以礼复乐兴。韩非子主张性恶，所以应该用严刑峻法对人的恶加以遏制。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恶，就像白纸一样，人性所体现出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所导致的。而董仲舒、扬雄、王充等人认为人性中同时拥有善与恶两种属性，哪种属性发展得快就会主导一个人的善恶。
凡此种种关于人本性善恶的探讨，既相互对立，又好像相辅相成。而比较令我信服的，是人心向善的说法。所谓人心向善的最重要判断依据，是恻隐之心的普遍性，人们总是对别人的悲惨际遇心生同情，即使这个人素昧平生。一直以来，我隐约觉得人之所以表现出善行，应该有更深刻的原因。比如恻隐之心，其背后隐藏的同理心，或者是心理学所说的共情能力。看到处于困境中的人，人们会下意识地想到，如果自己在这种情境中会是怎样的感受。这种同理心导致提供帮助，至少是心理上的支持。而同理心的背后，很可能是我们有限的能力，或者说面对各种困难时力有不逮。设想如果一个人拥有灭霸的能力，打个响指便可毁灭半个宇宙。他会选择善良对待世人，还是无视别人的感受，为所欲为，唯我独尊？很可能是后者。想到这，老子的那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似乎就好理解了。
所以，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善良本质上是一种高级的生存策略，这种高级体现在它充满智慧。善良的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不足，力有不逮，于是善良地对待这个世界，以期得到世界的善良地对待。至少来说，付诸善行时，先不谈日后是否会收到同样的善报，当时人们的内心是充实和平和的。付诸善行的高明还体现在它是看重长远的，如同佛偈所言：善似青松恶似花,青松冷淡不如花；有朝一日浓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无恶不作，怙恶不悛的人并非绝无仅有，然而能得到善终的毕竟不多。
善良是如此高明的一种策略，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依然从恶如流，激清扬浊呢？这些恶人里，也许真的有一部分本性就是恶的，也许有一些人智慧不够，而更多的是他们看到为人善良的一些困境并无法接受。善良也有什么困境或者障碍要克服吗？当然有，而且有时候代价是很大的。比如沉船时，那些主动把逃生机会让给儿童和女人的男人们，闪烁着神性的光辉，何其伟大。然而，这种伟大的善良是以付出生命为代价的。即使在无需如此悲壮的生活琐事中，行事善良也总会付出点代价，远不如冷漠自保来的实惠。
很多人面目狰狞，耀武扬威，其实并不是不想做一个善良的人，而仅仅是善良容易被人误解为软弱。被别人视为软弱绝对不是好的体验，那感觉如鲠在喉，令人愤怒，以至丧失理智。所以很多人为避免陷入这种窘境，选择展示自己的恶面孔，开始可能只是外强中干，久而久之，就连那内心也变坏变恶了。所以对于善良的人而言，他便多了一个任务：除了为人行事以善良为准绳外，还需在必要的时候向不怀好意的人展示他绝不是懦弱胆小的人，所谓既能菩萨慈眉，也可金刚怒目。然而，这毕竟是高超的技能，更多善良的人在面对需要给出是否软弱的挑衅时，只好忍气吞声，坐实了软弱的名声。如果这类困境只源于恶人的责难，那倒也不用过于在意，而很多时候，这种责难其实来自身边人的有意无意的行为。比如早年间的大家庭中，一定有以奉献为乐的人，在为家人的付出中获得满足与成就感；也必然有以索取为乐的人，好吃懒做而且心安理得。那善良的人又能怎么样呢？还不是只能忍辱负重，反求诸己，而在外人看来，这无疑又是善良人软弱的又一力证。
而善良的最大障碍，是其自身所具有的矛盾性，这种矛盾体现为不同层面的善有时候是对立的。《增广贤文》里有一句：慈不掌兵,情不立事,义不理财,善不为官。似乎总是提醒我们，一味地善良的人，是做不成什么大事的。这么说有点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换个表达方式，这个道理就很难辩驳了——做大事好像必然在某些时刻得舍弃普通意义上的善良，即便做事的人完全出于善心。因此，千百年来，忠臣明君众多，而倍受推崇的不过郭子仪、曾国藩几个。史书评郭子仪：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嫉，穷奢极欲而人不非之；而曾国藩更是被评价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像这样在家国功业和为人私德都被人赞许的实在是不多见，而更多的人总是挣扎于小善与大善的冲突之中。这让我想起电影《诱僧》中的情节，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发动兵变杀自己的时为太子的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并逼迫皇帝李渊立自己为储君，继而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全家老小满门抄斩。主人公石彦生，本是李建成的亲随，政变发生后，逃到一间寺庙隐姓埋名，等待时机要刺杀李世民这个杀兄窃国的十恶不赦之人。几年后，已经剃度为僧的石彦生领着几个和尚去了趟长安，发现天下已定，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富足安定的生活之下，大唐的百姓早就把那个残害手足同胞的李世民忘记了，他们所做的只是对开辟贞观之治的圣君由衷地礼赞和膜拜。一时间，石彦生陷入了迷茫。他本以为自己代表正义，刺杀暴君，替天行道，而当下，自己似乎成了已经成了盛世的破坏者，国民的对立面，道德与微观的善和功利与宏观的善互相冲突，如同烈火般烹煮着石彦生的内心。如果刺杀李世民是错的，那杨朱的不拔一毛而利天下有错吗？如果刺杀李世民是对的，那盛世终结，百姓生活再次动荡，他们有错吗？
对善恶的探讨，可以深邃也可以肤浅。但是深邃的往往得没有定论，成为逻辑与诡辩的游戏；而肤浅的，可能恣意昂扬，呈一时口舌之快，但难免错漏百出贻笑大方。本文便属后面的一类，但如果这其中只言片语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或思考，也算是一份功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