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延迟到60岁退休”已然成为社会热点话题。讨论退休也好养老也罢，煽风点火贩卖各种汹涌而来的焦虑，这毫无意义。通过各种方面厘清我们能做的、愿意做的、希望做的是什么，坦然优雅地面对我们正在或即将老去，以及思考现在的决策——健康、财富、生活方式之间的相互权衡关系。
《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是印度移民的后裔，出身于医学世家，通过切身经历呈现出衰老或绝症所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这些故事也许离我们很远，也许正在或即将发生，与其长吁短叹“死生有度，生命无常”，我们可以反思当下所思所行所感，这就是本文的初衷。
不可避免的衰老
“老年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丧失。”生命老化的故事就是身体器官走向衰竭的故事。
30岁开始，心脏的泵血峰值稳步下降；40岁，开始有老花眼，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多任务处理的能力达到顶峰逐渐下降；50岁，骨头以每年约1%的速度丢失骨密度；60岁，一般都已失去1/3的牙齿，视网膜接收到的光线也只是一个20岁年轻人的1/3；65岁时，50%以上的人有高血压；70岁，当头部受到撞击后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80岁，丢失25%-50%的肌肉；85岁，40%的人已经一颗牙齿都没有了，工作记忆力和判断力受到严重损伤，40%的人都有老年失智（痴呆症）。
也许凭着运气和严格的自我控制（注意饮食、坚持锻炼、控制血压、在需要的时候积极治疗），我们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控自己的生活。
但是，最终所有的丧失会累积到一个点，到这个点时，我们在身体上或精神上没有能力独自应付生活的日常要求。
安全与自主权
在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如何使生活存在价值？一旦失去身体的独立性，有价值的生活和自由就根本不可能了。
我们的老年人过着一种受控制、受监督的机构化的生活，这是医学为不可医治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一种能保证安全，但是没有他们所关心的内容和生活。我们自己想要自主权，而对于我们爱的人，要的是安全。这一直是老弱者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悖论。
无论我们面临怎样的局限和阵痛，我们都希望保留我们作为自己生活篇章的作者的自主或自由。这是人之为人的精髓。“自主的价值在于它所产生的责任：自主使得我们每个人负责根据某种连贯的独特的个性感、信念感和兴趣，塑造自己的生活。它允许我们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被生活所驱使，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权力的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成为他塑造的那个自己。”
成为一个人的战斗就是保持生命完整性的战斗——避免被削减、被消散、被征服，避免使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和将来想要成为的自己相断裂。疾病和老年使得战斗已经足够艰辛，我们求助的专业人士和机构不应该使之更加艰难。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工作不是以安全的名义限制人们的选择，而是以过着价值生活的名义扩大选择的范围。
生命长度与生命质量
对大多数人而言，死亡是在经历了漫长的医疗斗争，由于最终无可阻止的状况或者只是高龄累积的衰弱，才缓缓而来的。。
当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还有多少时日时，当我们想象自己拥有的时间比当下拥有的时间多得多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冲动都是战斗。于是，死的时候，血管里留着化疗药物，喉头插着管子，肉里还有新的缝线。我们根本是在缩短、恶化余下的时间。我们想象自己可以等待，直到医生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无计可施，这是一个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
权衡各种选项的事——明确自己的优先事项，和医生一起努力让治疗与之匹配，既耗费精力又过于复杂，尤其是在没有一个专业人士可以帮助你剖析种种未知及模棱两可的情况下。压力都朝着一个方向，那就是采取更多的措施，临床医生唯一害怕犯的错误就是做的太少。
接受个人的必死性，清楚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和可能性，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顿悟。现代医学背景下，生命最后阶段的样子——一系列越来越棘手的危机，对于这些危机，医学只能给予短暂、暂时的解决。
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最残酷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还有优先考虑的事项；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老年文化以及其间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