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当“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已渐渐成为共识，对19世纪中期清帝国的评价其实也几乎定性。那是引发后人无数感慨的时代，义愤填膺者有之，扼腕叹息者有之，虽然人们都知晓历史不会改变，但总免不了在心里做着种种充满着历史无力感的幻想：如果当时的清帝国能够如何如何，那么也许我们就能不输掉那场战争，我们也就可能不会有着接下来百年的多灾多难。焦点很容易找到，那是道光的时代，那是道光的帝国，在刚刚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竟然出现这样断崖式的国运跌落，道光帝注定会成为最富争议的目标。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郭士立这位19世纪德国著名的汉学家和传教士以道光帝的生平作为主线索，将那段历史记录了下来。《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显然是以局外人的视角进行了一次全景旁观，郭士立和许多当时的外国学者一样对那时的中国充满着好奇和疑惑，他们的好奇多半伴随着一种面对东方古老帝国的震撼，而他们的疑惑比起现在的我们不遑多让，为何那样一个庞然大物竟然如此简单地受伤然后一直衰弱下去。郭士立有着德国学者特有的严谨，他并未进行过多的渲染和猜测，在20年间7次赴中国游历的基础上，他用大量一手资料全面地介绍了道光时代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战争，详尽地分析了清王朝为何在道光帝时代迅速衰落，以及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如何发生的等。
当然，这些分析并不是一种论文式的一问一答，而是以一种西方史学特有的手法完成。英雄史观式的人物核心笔法在西方史学界有着深厚的传统，这在《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中得到了极为生动的展现。虽然那是一个情况极为复杂的“多事之秋”，但郭士立将承载这一切的立足点放在了道光帝和其他主要的历史人物身上。这无疑让这本书充满了可读性，当我们读到全书的开篇：“成为清国的皇帝，也许是普通人的终极追求了。迷信将皇帝吹捧得神乎其神。撇开这些迷信不说，在皇帝的背后，一定还有什么东西令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等成就辉煌的人羡慕不已”时，我们显然嗅到了熟悉和亲近的“当年明月体”的味道，而这一切是写于近170年前。
只是道光帝自己也许并不喜欢这样的味道，这是一位一生充满着被裹挟感和疏离感的本分而孤独的帝王。与我们惯常认知不同的是，经过郭士立的“披露”，作为乾隆继任者的嘉庆其实是一个残暴之人，而且疑心极重，对国事漠不关心，过着荒淫奢靡的生活，对皇亲国戚和朝臣迫害十分严重。正是在这样的父权和皇权的双重高压下，道光帝艰难地成长和保全自我，这造成了道光帝沉默孤僻的性格，但显然这只是我们误读的表象，我们一直认为道光帝是一个比其父亲更糟糕的皇帝。其实，正如郭士立在《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中反复言说的，道光帝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着“道统”味道的人，“他只是顺应天意、服从祖先”，而这正是“道统”与封建皇权融合后最为核心的要义，这从来不含有什么贬义的意思，因此同时代的郭士立这样评价道光帝：“他诚实正直，意志坚强，同情弱者，乐于助人”。
历史总是有着某些意味深长的相似和巧合，正是这样一个虽然面容枯槁，形象貌似严苛，但实则内心温柔敦厚的帝王，却遭遇了类似当年崇祯帝一般的境遇。他们都在内心憧憬着帝国的中兴，他们都勤于政事，不近女色和伶人，道光帝还给自己定了规矩，只要军机处有要事，无论他是否睡下都要叫醒他，于是道光帝常常在深夜熟睡中被叫醒，几乎没睡过什么好觉。而且相比崇祯帝，道光帝的为人更加宽厚，他对身边的皇亲国戚很好，也不会忘记老朋友，虽然也难免有“龙颜大怒”的天威难测之时，但总体上道光帝对待朝臣和百姓是仁厚的。
这就引出了一条经常被史学家讨论的问题：为何这样一位整体上很不错的君主却遭遇了那样的国事危机。当然，很多人会将这归结于道光帝个人的才干，甚至连郭士立也认为道光帝“如果他是一个朴实忠厚的农场主以及一切负责具体事务的人，他都会很出色，唯独缺乏一个帝王不可或缺的对世事人心的洞察力”。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却不足以说明整个道光时代的问题，回望东西方的历史，我们见过太多与道光帝才干相近，品性还不如道光帝的例子，那些君主却得以安享“守成之主”的美育。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差强人意，让人充满无力感，道光帝一直按照儒家道统自我约束，期待用自己的德行换来一个既有其祖父时代的富庶，同时又摒弃其父亲时代的荒淫奢靡和暴戾的“中兴盛世”，但显然现实结局对他是残酷的。
让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我们也被惯性思维和既成结论所裹挟。无数史学家会拿出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科技情况来比对当时的清帝国和英帝国，结论无非是19世纪中叶的清帝国因为封建社会长期的禁锢，我们错失了近代工业化的机会，我们在很多方面落后了，所以“落后就要挨打”成为至今仍然被我们教育下一代的主论题。这似乎是一个以果为因，或者说是寻因不足的现象，诚然在《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中我们可以看到道光时代清帝国在各方面的衰弱，但我们仍然没有再进一步探究这些衰落的深层原因，“封建社会长期禁锢”的提法显然值得商榷。虽然郭士立在书中一再强调清帝国经济的捉襟见肘、政治上的卖官鬻爵以及军事的废弛，但毕竟这是一位外国学者在当时的个人感官，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的探究和思索。
如果真的要进行一个关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较真儿的追问，结果显然是令人迷惑的。虽然道光时代的清帝国因为边疆的战事（回疆和瑶民的战事等）让国库一直吃紧，但当时清帝国的GDP仍然是世界第一，占全世界的33%，是英国的6倍，拥有90万常备军（按照郭士立的说法是170万），也是世界第一。而自1688年“光荣革命”后的100多年间，英国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息，打仗的范围越来越大，庞大的战争军费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财政危机，虽然殖民财富正在源源不断地输来此间，但在道光时代英帝国仍然不能说是富甲天下可以随意远征。当1839年8月，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在两个月后传到伦敦，英国国会开始了长达数月的辩论，其实国会最关心的就是一条——打仗的钱从哪里来。当时的财政部长弗朗西斯•巴尔宁向国会汇报说国库已经入不敷出，在过去的三年，每年赤字多达100万英镑——说实话比起我们，当时的英国人对待战争的态度更是战战兢兢，因为他们也不是财大气粗。
书中有几个片段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郭士立忠实记录了这样几件怪事：一位海军将军要向南方追击敌人，最后却被人发现他和他的部队出现在了北方（迷路了？），道光帝大怒将其查办；《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帝开始问责，却发现最可恨的是当时的主战派官员，因为这些主战派骨干被派到战场后，一个个都成了软弱无能的缩头乌龟，无一例外地耗银无数，却没有一个能把钱花在什么地方说清楚；战争期间英军的一枚炮弹落到广州城墙边的观音庙没有爆炸，主战派骨干奕山竟请求道光帝册封这座庙宇，道光帝竟然还答应了……郭士立在书中感慨：“清国的皇帝还不如马来人，至少马来人只信奉一个神。”史学界总是认为我国一直是多宗教的国家，这其实只是表象，我们其实一直以来也在信奉着一种唯一的信仰——儒家的道统，即儒家传道的脉络和系统，孟子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上接尧、舜、汤、周文王，并自命是继承孔子的正统，之后经过唐时韩愈的《原道》，特别是经过宋时周敦颐、二程和朱熹的完善，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民族精神系统。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道光时代清帝国的道统已然发生了龟裂，这是一种悄然发生的崩裂，也许甚至源自“康乾盛世”，以至于郭士立专门用一章的篇幅言说“嘉庆中衰”，但这也正是历史给人以无力感的最直接的冲击：在时代面前，绝大多数个人甚至国家都难以自主自身的命运。正是政治上道统的衰败，才导致整个清帝国的官场多的是“双面人”：他们一方面声嘶力竭地反对西化，装腔作势地维护道统，但另一方面，中华道统中关于忠诚、廉洁、正直、献身等政治文化却被其悄悄撇去，各种腐败和官场权术泛滥。琦善因为擅自割让香港被流放，其抄家所得白银1000余万两，珍珠奇宝无数，田地34顷，房产340间，店铺87处，这些财产不仅超过当时任何一个英国贵族，甚至超过了英女王本人。在与英国开战之前，清帝国高层早已分裂，名义上分为禁烟派和弛禁派两派，但除了林则徐这样个别从国家利益出发的真正维护道统者，绝大部分人仍然仅仅是以此为名各自站队揣度圣意。
更为致命的是，一旦作为封建社会核心的政治道统发生了龟裂，这将带来蝴蝶效应般的连锁反应，那裂痕将波及国家和民族的各个领域，最终将汇聚到最关键的那个支点——民心。按照我们以往的印象，道光时代的战争失败只是因为我们“落后”了，高层腐败了，军队衰败了，但我们的普通百姓是坚定支持朝廷、同仇敌忾、英勇抗击的。与郭士立同时代的魏源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却是这样记述的，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统战时，给道光皇帝的折子中说：“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分不出良歹来……最可恶的是，每逢打仗之际，百姓男妇，毫无畏惧，从旁指点嬉笑，竟不知是何肺腑？”道光朱批曰：“愤恨何堪，笔难宣述！”事实确实如此，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沿海百姓经常平静地围观自己的朝廷与英国作战，用现在的流行语，民众选择了打酱油做吃瓜群众。这一点甚至英国殖民者也明白，所以当时伦敦方面给前线的训令中，专门指示“不要与中国民众为敌”。
为何道统就这样在道光时代发生了如此的龟裂，以至于那个本应该随着世界进步的步伐蒸蒸日上的时代充斥着历史的无力感——谁也不能阻止清帝国这艘巨舰渐渐沉没。如果从内外因角度来看，其实在鸦片战争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纷纷东来，开始了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进行侵略，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个外因是无法绕开的必然，这种外来的压力显然会对清帝国的道统产生极大的破坏。
相对而言，内因方面则更为重要。即使道光帝确实是一位对百姓仁厚的人，但客观地讲，清政府从一开始建立就带有先天的不足，更非近代意义上的民意政府，民众与政府不但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相反，在清帝国执政理念中，其实从未真正将自己融入中华的道统中，民众再傻，也知道朝廷毕竟是朝廷，一家一姓的外族江山，于我何干？这种隔膜其实早在康熙盛世的时候就已经被敏锐的西方殖民者发现了，因而道光时代的郭士立才会这样说：“道光帝统治时期，清国从东到西，从南至北，充斥着各种鼓吹民为重的思潮”，当时的“民为重”思潮除了基本的民主元素，更多的是暗藏着对清帝国皇权的不满和挑战。
这其实是《帝国夕阳》全景实录背后最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守住中华的道统不是简单的四书五经，不是自作聪明的八股取士，更不是煞有介事地祭天祭祖，而是真正与百姓形成能够共振的价值观，真正与百姓共享一种民族精神，这才是真正的“道之所在”，这才是真正有可能战胜“历史无力感”的王者之剑。因此，几乎是在同时代，日本于1853年“黑船事件”后，国门被打开，割地赔款，不事抵抗自是幕府与清帝国相似的软弱，其实即使进行抵抗，日本也遭到了与中国同样的惨败，下关和鹿尔岛等地方性抵抗的惨败便是明证。关键是在日本整个民族强大凝聚力的道统之下，同样的危机在日本反而转化为一种自上而下全民自强的催化剂，引发了决定日本近现代命运的明治维新。
我们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道统背后的民族凝聚力和精神力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某种幕后决定性的角色。我们仍然记得在更遥远的时代，面对足以征服世界的蒙古铁骑，南宋一直在军事上处于绝对的下风，与清帝国的军力更是无法相比，崖山一战，陆秀夫抱着幼主跳海，近20万南宋军民或战死、或投海，壮烈殉国，宁死不降，道统不失，民族精神就不会死，故南宋亡而族运犹存，这才有了后来的明朝。而郭士立在《帝国夕阳》中则记录了在清帝国外患严重的同时，国内的百姓起义频繁，如天地会等帮会组织得到了很多百姓的信任，国祚虽受制于外，实则亡于其内——是的，我们也许恨洋人，但我们也恨你。
读书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掩卷而思，抚今追昔。在这片再次繁华起来的大地上，道统这个词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沦为贬义的概念，我们终于成功地砸烂了“道统的狗头”，终于完全自由了，终于可以尽情地拥抱自己喜欢的任何价值观了，什么民族，什么国家，什么崖山，任你说的天花乱坠又与我何干？我们只想在这个小时代尽情地高唱欢乐颂，让霸道总裁爱上我……在此，不得不佩服郭士立先生对我们的信心，虽然他对我们的信心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淡淡的苦涩，近170年前，这位德国的汉学家和传教士在《帝国夕阳：道光时代的清帝国》的结尾处这样写道：
“上帝创造人类不是想让人类来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走一遭，也不想看着人类崇拜偶像、热衷迷信，最后进入坟墓。清国的百姓是富有智慧的，他们的文化魅力完全能跟上帝让欧洲人创造的文化魅力相媲美。我相信，他们能够理解上帝创造人类的初衷及其智慧，就像他们理解自己古老的文化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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