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德鲁克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是因为他们对战争的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据瑞典、印度学者统计，从公元前3200年到公元1964年这5164年中，世界上共发生战争14513次，使近36.4亿人丧生。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和曾经幸福的家庭。在中国的古代，诸侯之国都不大，人口从几万到几百万不等，一旦战败，就有可能是亡国灭种，怎能不慎重其事？就连兵家孙子都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
孔子对待战争的态度是“慎”而不是“绝”（《论语.述而篇》7.13 子所慎者：斋、战、疾)。孔子不是个反对一切战争的绥靖主义者，然而不必要的战争的确有悖于他的原则。可以确定的是，在孔子的年代里，大部分战争在实质上就是在自相残杀，更是整体性的天下无道的一个方面，所谓“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这样的现实。那个时候周天子还在，诸候之间理论上平等的，打仗一定要等天子下命令，彼此之间没有资格互相征讨，因此孔子认为：“天下政治上轨道，制礼作乐与士兵征伐都由天子决定；天下政治不上轨道，制礼作乐与出兵征伐才由诸候决定。”（《论语.季氏篇》16.2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时年58岁，在周游列国时首先来到了卫国。
孔子首先选择卫国是有理由的。首先，鲁国和卫国是兄弟之国，可谓同宗同源。其次，卫国文化上有郑卫之音，经济上陶卫并称，都比较发达。最后他的不少弟子出自卫国并有心帮助。因此，在孔子看来，如果能够得到卫国君主的重用，自己完全可以在卫国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
然而，最后孔子还是离开了。
卫灵公公开向孔子询问作战布阵的方法，这让孔子非常遗憾。当时的背景是卫灵公连年在外征战，国内宠后弄权，太子出奔。儒家认为“远方的人如果还不顺服，应该致力于礼乐教化，使他们自动来归”（《论语.季氏篇》16.1: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于是孔子直接给以拒绝并给出建议，说自己不懂军事只懂礼仪，希望卫灵公平息向外扬武之念，专注国内事务。
卫灵公虽仰慕孔子之名，礼遇有加，但一旦知道孔子并不赞成自己的政治主张，礼貌骤减，谈话时亦心不在焉，而孔子也知道无法在卫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第二天就决定离开卫国（《论语.卫灵公篇》15.1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怎么可能不懂军事方面的事呢？他的军事才能曾在“堕三都”一役中有充分的展示，文修武备，样样俱佳，他只是用行动表达自己对战争发动者的态度，却在时人眼中显得格格不入：难道就不能为了留在卫国说上几句国君喜欢说的话吗？难道不能为了留在卫国做几件国君喜欢的事吗？
孔子的回答坚决无比：“不能”。宁愿离开这里，也不会做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
如果德鲁克看到了孔子如此的表现，一定会有知音之感。
德鲁克的成长的背景让他体验到了战火之下的种种不幸，其中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鲁克童年时期大部分的记忆。因为当时还年幼，所以没有被送到战场当炮灰。他和同伴们甚至学会从报纸上阅读用粗黑线框起来的伤亡名单与讣闻，一个一个地寻找认得的人名以及他们思念的人。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战争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在战争结束之后，饥饿随即替代了恐惧。在1919年及1920年的那个冬天冷酷地笼罩着欧洲大陆，唯有靠着救济组织每天提供的午餐，数百万饥饿的欧洲孩童的性命才得以挽救，这其中就包括德鲁克，他因此感叹道：“凡是未曾尝过我们那一代习以为常的恐惧生活，从未受战火蹂躏，未曾吃过战俘营苦头或生活在恐怖警察国家的人，不仅应心存感激，更应该凡事怀有包容心与怜悯。”（彼得.德鲁克《明日地标》机械工业出版社）
因为有了对战争直观的体验，德鲁克才有了强烈的动机去拯救这种不幸，也才有他青年时代对战争发起者毫不妥协的反抗态度。1931年，22岁的德鲁克因为不敢想象希特勒和纳粹上台后的情况，于是打算离开德国。他的选择是自动断绝与纳粹出现任何瓜葛的可能性，方法就是以德国唯一政治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1804-1861）为题写了一篇文章。斯塔尔是一位伟大的保守派人士，是一位卓越的普鲁士政治家，主张法律下的自由，也是继黑格尔之后的柏林哲学教授。关键是，他是一位犹太人，想想看，一本论斯塔尔的文章，标榜的是他的保守与爱国主义，在混乱不清的20世纪30年代出版，无异于是在公然侮辱纳粹。
这本正面描写了这位自由捍卫者的的文章是德鲁克对纳粹的攻击，其用意之一就是让自己与纳粹一刀两段。另一个用意是，如果纳粹胜利掌权的话，这会是他们第一批下令查禁的书籍之一。结果，这本书不辱使命，1932年夏天文章写好后，同年12月，德国在政治理论、社会和法学方面最具权威性的出版商摩尔（Mohr）答应出版。1933年4月，也就是希特勒掌权后两个月，该文在极富声誉的系列专刊《过去与当代之法律与政府》的第100期上刊出，出版后立刻遭到焚毁。从此之后，这篇文章便不见天日，直到现2001年夏天才由《社会》杂志翻译成英文，并在2002年7、8月刊上重新发表，标题是“国家与历史发展的保守理论”（Conservative Theory of the State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这样决绝的行为哪怕是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些莽撞的，如果卫灵公因此而对孔子动杀机呢？如果纳粹因此而拘禁了德鲁克呢？我们不敢去想象这样的事情，我们唯有庆幸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事实上，在孔子的生命历程中，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岂止一次。孔子早已经看穿生死，在他的心目中，使命比生命更重要，即使在遭遇匡城百姓的围困时也只是轻轻的说了一句“周文王死了以后，文化传统不都在我这里吗？天如果要废弃这种文化，后代的人就不会有机会学习这种文化；天如果还不要废弃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对我怎么样呢？”（《论语.子罕篇》9.5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样的一句话，在中国的历史上重如泰山，为儒家学者立下了标杆。德鲁克之所以在面对纳粹时不惜以身犯险，同样源于这样的人生使命。这个使命，比生命更重要。孔子和德鲁克身上的这种人格，正是其毫不妥协对战争的态度。他们不屑于与发起战争者为伍，不屑于留给对方哪怕是一丝丝的暧昧，至于生死，似乎从来不是他们考虑的第一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