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原来的老同事打来电话，我们前前后后的把十几年的经历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聊了一个遍，发出了好多的感慨。最让人动容和心酸的就是那个嗜酒如命一日三餐两斤白酒的人大主席老李。
这个老李可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本地出生本地成长，本地参加工作，最后是在本地退休，一辈子工作三十多年从没有离开过半日，从办公室的办事员到办公室主任，再到副镇长，副书记再到镇长，后来又去了人大当了主席，一步步通过自己的努力走上了领导岗位。这三十多年如一日，雷打不动。早晨起来，先抿三两高度白酒“通经络”，中午八两“解疲乏”，晚上一斤“助睡眠”。一日三餐，两斤白酒打底，是远近三里五乡出了名的“李二斤”。即使当时“戒酒令”最严的时候，对他也是网开一面。
他是镇上的风云人物。那些年，老李的办公室像个朝拜圣地。人还没到单位，找他的人已经在走廊排起了队。他兜里总揣着个小酒壶，谈事情前先和人碰一下，“感情深，一口闷”。他能在酒桌上把复杂的工作谈妥，能用一杯酒化解多年的矛盾。那时候的老李，面色红润，声音洪亮，仿佛那些酒精不是毒药，而是他权力的燃料。我们都觉得，这酒，怕是会陪他一辈子了。
退休手续办完那天，老李在家摆了三桌。还是那些熟悉的面孔，还是震耳欲聋的奉承话。散场时，大家握着他的手：“李主席，常联系！”“以后天天找您喝酒！”
可第二天，世界就安静了。
电话像坏了似的，一声不响。头两个月，老李以为大家是让他“适应适应”。他主动打给几个“心腹”：“晚上喝点？”电话那头不是孙子生病，就是已约了饭局。后来他明白了，不是人家忙，是他们的忙，再也与他无关。
最刺痛他的，是去年他生病住院。消息放出去，他想着总该有人来看看。病房门开了又关，都是别的床的访客。十五天，只有老伴和护士进出。他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除了儿女的问候，再没响过。
就是从出院那天起，老李戒酒了。
没有宣誓，没有仪式。他把家里珍藏的十几瓶好酒，全送给了小区保安。早餐的杯子换成了豆浆，中午以茶代酒，晚上对着电视独坐。戒酒的过程狠得像自虐——手抖，失眠，半夜浑身冷汗。好几次，他半夜爬起来翻酒柜，摸到空荡荡的架子，就蹲在那里喘粗气。但最终，他一口没沾。
昨天和老同事通电话，对方无意间说：“现在啊，你想找人喝都没人陪你喝了。”老李在电话这头笑得爽朗：“戒啦，身体要紧。”可挂了电话，他在阳台坐了很久。
他不是戒了酒，是戒了那个推杯换盏的江湖。酒还是那些酒，只是酒桌上的人，随着他手中的权力一起消散了。如今他清醒地面对每一个清晨与黄昏，也清醒地面对着一个事实：那些年喝下去的不是酒，是漂浮在权力之上的虚情假意。
如今，戒酒成功了他，却比任何时候都像醉着——醉在那场长达三十年、如今早已散席的权力旧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