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医学院刚毕业那年，接诊过一个家境很贫困的患儿。
那男孩大概四五岁，一双黑漆漆的双眼，抬眼看人的神情有点像是希望工程摄影作品中的那个大眼睛女孩，乞求的，期盼的，乖巧的，他病得奄奄一息，躺在床上，只有那双大得出奇的眼，流露着不谙世事的天真，和对健康的无限渴盼。
令人心酸，不忍直视。
他得的是一种很棘手的罕见病，因为抵抗力太低，需要单独的病房隔离治疗，但他家里太穷了，可能医药费已经掏空了全家，当我看到本来需要营养的他被父母喂食方便面，我的眼泪怎么也不能忍。
于是我经常在食堂给男孩带些营养餐，还千方百计给他们减免费用，比如他住的单人间，而医保是按普通床位报销的，这其间的差价需要自费，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把单间床位按普通床位记账，其中的差价改成治疗费，这样多好，既不损害医院的利益，他们的费用也可以全部报销，两全其美！
我去跟管账护士商量，她骂我疯了，非亲非故，干嘛要冒这么大险，被人抓住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她终于答应“下不为例”。
孩子的父母千恩万谢，随后，我脑洞大开，又做出一件违反原则的事情。
这个男孩需要用一种价格昂贵的进口药，但是每次用不完，10g的一支药按照体重计算他最多只能用5.5g，剩下的就浪费了，而凑巧的是，刚入院的另一名患儿也需要用这种药，新患儿的用量是5g，我思来想去，觉得他们两人可以合用一支药，于是召来两家人一合计，双方都非常乐意共享，但是新患儿的家长态度特别强硬，坚决要求给自己的孩子用足药量，否则宁肯不分。
我于是给男孩家长做医学解释，我说，按照孩子的体重，这种药的使用范围在4.5g-5.5g之间，也就是说，用5g也是完全符合剂量要求的，多0.5g少0.5g其实疗效差不多，家长表示完全理解。
于是，我再次找到护士，提出这个方案，并下好医嘱，护士表示惊呆了，但执行医嘱是她的职责，只好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这期间男孩的家长多次对我表示非常感谢，曾经还有一次非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怎么可能要他们的钱，但是推辞不下，最后就将那一百元交了住院押金。
就是这样一对笑容满满，每次见到我都谢字不离口的患儿家长，让我栽了人生第一个大跟斗！
他们前脚刚出院，后脚立马就纠集了一群人找院长咆哮大吵。
理由有三：
其一，每天平白无故多出来一百多元的治疗费，典型乱收费。
其二，不把药量用足，医生恶意拖延病情，一心只想多赚昧心钱。
其三，医生受贿，收取病人红包。
当时我是刚毕业的小姑娘，哪里见识过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路数，只觉得义愤填膺，气得额角青筋都爆出来了。
到了院长办公室，我跟孩子的父亲据理力争，他的眼光回避我的眼神，但是始终不松口，要求医院退还多收的治疗费，并对他们全家做出精神赔偿。
院长对我疾言厉色，勒令我做出解释。
第二条和第三条我很清楚自己完全站得住脚，药量有药典支持，红包有我交了住院押金的收据为证，但是第一条说出来，我根本就是罪无可恕。
对国家的医保政策阴奉阳违，弄虚作假，偷天换日，医患勾结合谋诈骗医保，随便哪条罪名按上去，都可以压死我一个小小住院医。
这件事情最后以我和管账护士被全院点名批评并扣罚奖金一月的结局收尾（对不起那位被我拖下水的护士菇凉），同时患者也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有他居住在单间病房的监控为证，他被迫补齐了少缴的床位费，在原先的基础上多花了数千元。
医院每天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医患纠纷，我们这宗很快就被所有人淡忘，但是于我，却一直印记深刻，即便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时那种气愤委屈依然历历在目。
是的，那是我初出象牙塔所遭遇到的第一宗医疗纠纷，无关医技，无关疗效，只有一个小医生单纯想为病人节省费用却遭反咬一口的伤心与无助。
我花了二十多年学会礼义仁智，刚一步入社会，就分分钟被教重新做人。
院长拍着我的肩头，语重心长地道：
作为一个医生，以后你将会和形形色色的病人打交道，不懂得保护好自己，从医院到法院，就只有一步之遥。
多年之后看柴静的访谈，她的一句话直戳内心：宽容不是道德，而是认识。唯有深刻地认识事物，才能对人和世界的复杂性有了解和宽谅，才有不轻易责难和赞美的思维习惯。
马一浮总结得更为练达：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资深的主治医师，与每位病人的沟通交流，都已做到娴熟淡定，滴水不漏，我再也不会将自己，置身于那么被动窘痛的局面，再也不会将自己柔软的一颗心，毫无防范地曝晒在烈日之下。
只是，遇到吃方便面的孩子，我依旧会忍不住给他（她）打饭，遇到欠费停药的患儿，我依旧会借钱给暂时周转不开的家长，遇到处于生死线上的白血病患儿，我依旧多方奔波，号召捐款……但是，我再也没有违反过任何原则，我就像一个古稀老人，生和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
是的，我再也不曾给任何人，以善的名义绑架批判我的机会。
因为我知道，善良很珍贵，但是少了情商和智慧的善良，一文不值。
因为我知道，有阳光的地方就会有阴影。
所以在看到阴影的时候，我知道，阳光一定就在这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