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国论》是《权书》系列的第八篇，《权书》前五篇论战术，后五篇则评析历代战事、人物之得失。本文讲六国亡于秦的历史教训，借古讽今，是苏洵的一篇名文。
本文之所以是一篇古今传诵的名作，有两个观点非常好：其一是对于六国灭亡原因所下的断言鞭辟入里，令人信服；其二是作品的用意在于借古讽今，但表达得极其巧妙含蓄。
就第一点而言，关于六国的灭亡，古往今来议论纷纷，而苏洵的“赂亡”说，可谓使人耳目一新，又可谓确切不移，文章开头即提出“六国破亡，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并将东方六国对于秦国的态度分为三个类型：割地赂秦的楚、韩、魏三国，义不赂秦、奋起抵抗的燕、赵两国，与秦连横的齐国。
三种态度的结果是赂者先亡，不赂者因赂者而亡，与秦者也迁灭消亡。
秦国除了靠军事进攻之外，还能通过他国的贿路，小则得邑，大则得城。拿贿赂得到的和打胜仗得到的比较，实际上要超过一百倍；诸侯因贿赂而失去的和因战败失去的相比，实际上也超过一百倍。由此可见，秦国最大的欲望、诸侯国最大的灾祸的确不在交战上。
他们的列祖列宗冒着风霜雨露、披荆斩棘，才得来了一尺一寸的土地；子孙却对这些土地毫不吝惜，整个拿来给了别人，如同丢弃草芥一样，今天割让五座城池，明天割让十座城泡然后换来一个晚上的安稳觉。第二天起来环视四境，而秦国的军队却又到了。
然而诸侯国的土地是有限的，而残暴的秦国的欲望却是无法满足的；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秦国对六国的侵夺就越急促，所以不用交战而双方的强弱胜负就已经判然分明了。最终六国落得覆亡的下场，是理所当然的。
古人说：“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燕赵虽然是小国，却战而后亡，这就说明奋起反抗是对付暴秦的最有效的办法。有力地证明了文章开头提出的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
就第二点来说，这才是本文的真正用意。苏淘的《权书》皆是有为而作，不尚空言。本文正是针对北宋时期国家形势提出的应对之策。《唐宋文醇》卷三四说：“宋仁宗增岁币于契丹，当时皆谓契丹无厌之求，奚其可从?竭中国膏血，不足以为赂矣，于是志士扼腕耻之。苏洵又在《几策·审敌篇》极言‘当绝其使，勿与岁币’，而《权书》内又作《六国论》，以先发其端焉。”
这段话颇为准确地指出：《六国论》笔锋所指正是针对当时国家的外交大计。
后来苏洵在《审敌》一文中明确提出“勿赔有战”的对敌策略，也是从“秦亡六国”中总结出的历史教训，当然，苏洵的以古讽今在技巧上表现得巧妙而含蓄。
首先，文章开头提出的“弊在赂秦”，但下文所说的贿赂实际上只是“割地”而已。但文章开头为什么不说“六国破亡，弊在割地”呢?因为大宋并没有割地之耻而只有贿赂之耻，这就是苏洵的巧妙影射之处。而下文讲六国子孙弃“厥先祖父条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如草芥，其感叹、嘲讽的意味就强烈而明显，但是又非宋朝事实，所以可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文章中强调奋起反抗的良好效果，也是为了给宋朝决策者们以鼓励。后面提出“封天下之谋臣，礼天下之奇才，无为积威之所劫”的对策，更是具有现实针对性。
在文章结尾处，苏洵特意将六国和“天下之大”作比，指出作为一个统一的王朝，如再蹈六国覆亡之故辙，岂不为天下后世笑吗?其此“刺时”的用意，可调表露无疑了。
杜牧《阿房宫赋》云：“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苏洵“颇喜言兵”，且眼光独到、犀利，但却是“二十七岁始发奋”，但不是二十七岁之前什么都不做，做他该做的，做他喜欢做的便自能孕育其底蕴所在，始成一派之风。
功夫不到，见得少，行文自会流露其浅薄，所见、所闻不足，自难撑起文体之丰满。
恃经玄辩，终不得成一家；浅尝辄止，竞皆是擦肩过。
不行而妄谈终落众说纷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