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英雄，半罪人，一人物
历史无绝对，看待历史人物，更不可能简单以“黑”或“白”分类。我们从小的历史教育，就有点黑白分明，实际上失公允了。
“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故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梁启超先生在序例中的这段话，堪为诫言，治史者当如是。
李鸿章的人生，直上直落，功过相承，人生不复杂，只是时势过于复杂。他早年在清廷并不得志，直到他遇到了曾国藩，李鸿章生命中的萧何。
导师曾国藩。“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
可以说，没有曾国藩的点拨提携，没有李鸿章的直上青云，更没有属于李鸿章的淮军；没有曾国藩在剿捻上推用淮军，李鸿章也踏不上他人生最辉煌的一阶。正因为如此，“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曾国藩不仅是李鸿章的导师，现在更是无数人的人生导师，格言的祖宗。从他在与李鸿章交集的这段时期的选择可以看出，曾总体水平当然高于李，但是“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激流勇退为心”，过于珍惜羽毛，修身为主而已。所以就算要顶上锅盖我也要说，曾、李两人同样属于“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淮军：不知道现在的教科书上对清末的各种神棍骗子带头造反怎么定义，只可怜那些被哄着冲在前头的老百姓。印象中书上对一切起义都定性为“好”。现在回头去看，那些年的内耗何尝不是清末中国被吊打的成因之一。
梁启超先生在书中唯一惋惜过的洪党只有一人，李秀成。借一句如今的流行语，李秀成三观太正，一生功业为太平天国陪葬了。
此时淮军初建，朝气蓬勃，是利刃。至平捻时，曾国藩以湘军暮气重，撤湘军以荐淮军。
李鸿章不如曾国藩在这一点上最明显，看不到淮军的暮气，弊病。北洋水师以淮军为底，将领皆出自淮军，得到李的盲目信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功之下，人心难守，早在甲午之前，淮军加北洋这个家，李鸿章已经齐不了了。谎报敌情，谎报战功，贪污军饷，赝物充军械，临阵脱逃……
甲午一役，作者给李鸿章总结出了“十二咎”，但也指出，“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淮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
洋务：李鸿章主导的洋务运动，其失败原因与北洋水师相似。他总是知道该做什么，但不知道该怎么做，或者说，没摸索出行之有效的路径。
外交：淮军在平发，捻上的成功使李鸿章入了清廷核心的眼，给他争取到了在世界人民面前演出的机会，李鸿章开始了裱糊匠的生涯。
天津教案，曾国藩几近翻车，李鸿章顶上，天上掉下个“普法战争”的驴粪蛋，教案不了了之，开启了李苦难的外交篇章。
演员李鸿章的成功，“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而同胞们看到的是一个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李鸿章手作。
旧时剧团下乡演戏，演员靠老乡接济咸菜，演陈世美的演员永远要不到东西。盖因观众不知写戏的是谁，不知有导演，只看的到台上的演员多可恨。李鸿章的待遇跟陈世美差不多，或许他也参加过剧本创作，但最后拍板定案的人，肯定不是他。可是那些糟心的条约，除了李鸿章，谁知道该去骂哪个？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裱糊匠。可惜清朝这个破房子，坏的是地基，他往上面糊多少层纸都没用，英国进口的，俄国进口的，都一样，付出更多代价而已。
他一生未入中枢，却似乎把当时清朝的活都给承包了。梁启超先生也是跟清廷中枢顽固分子干过仗的，彼时之清皇朝，保守搞洋务如李鸿章者，维新求立宪如康梁者，都可以算事这架马车行进的脑动力。偏偏倾国之力养着的清皇室，只想着靠屁屁不挪窝抓紧方向盘占住管吃管喝管挥霍的位子就好……真正的屁屁指挥脑袋式败局。或许正因为同样跟傻子磨过脑，梁虽然跟李鸿章政见不同，却能知其之难为，不偏不倚为之作传。
这个时期的李鸿章，走上了人生巅峰，已经没有了最初的敬畏之心，没有了兢兢业业的处事之态，“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与外国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一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
自视过高，在外交上没正视己弱，总想着借力打礼，孜孜不倦以将诸侵略者置于股掌之上为唯一目标。
结论：
李鸿章一生，很神奇的差不多都是一半一半。
享年七十八。前半生平平，三十八岁开始入曾国藩幕僚，筹建湘军。李鸿章后半生四十年，做了许多人几辈子做不到的事，称得上是恢弘壮阔，异彩纷呈，也得了许久的骂名。
用兵——成也湘军，败也湘军。
洋务——既有维新之念，又不舍守旧之心。
外交——“李鸿章之负重望于外国也以外交，李鸿章之负重谤于中国也亦以外交。”“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焉”。
李鸿章之于清廷，堪称劳模，“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促画押云”。在这方面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相比，“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个人以为，这句评语很是中肯，无论成败，首先态度就很重要。
引原书绪论几句话，作为结束语。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
“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