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三八妇女节之际
山河女儿是我的笔名，野灵是我的号，我热爱莽莽苍苍的大自然，自呼为山河女儿或野灵。我的意念是，只要我尊重、珍惜、敬爱大自然，并愿意亲近它，它是不会伤害我、嫌弃我的；不仅如此，它还会最大限度地给我安慰，给我启迪，给我智慧。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不管我遇到多么伤心、愤怒、绝望的事情，只要我离开人群，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最后我总能变得心胸开阔、轻松、平静。我曾说过，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山，还有水，还有花草树木，我的生命就能生生不息。我知道，我的想法即是自作多情，又是自欺欺人；不过，它于人无害，不会妨碍谁，却能给我精神给予源源不断的鼓励和抚慰，这就是可行的。当然，我得承认，给自己起这样一个笔名，叫这样一个号，我是渴望得到老天的庇佑的。尽管我希望成为一位强者，尽管我在行动上努力做出强者的姿态，我明白，我其实还是一位弱者。以“山河女儿”及“野灵”自称，或者在我的下意识里就把自己端离了竞争激烈的现实,端离了这个纷纷扰扰的红尘。在人的世界里，我不具备角逐的意识和能力，我缺少了非我不可的自信，遇事遇人，我都很容易妥协和放弃，而我活着，是一个生命，我本能地祈望一种来自上天的保护。
我姓李，身份证上的名字是卫文。卫文原本只是我的乳名，还不知道是谁给起的，叫的人也不多，只村里稀疏的几位长者，我的伙伴及上学后的同窗都不曾叫我这名字，可等到我去办身份证的时候，我却被告知只能写这个名字，如果要改，得去队里开证明。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而我那时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在名字上下功夫，于是痛感自己不仅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是连名字也只能让不知情的队长来代替确定。首次提倡普及身份证那会儿，我家无人，全都流浪在外。我是无可无不可地接受了这个少有人叫的名字。
卫文是什么意思呢？我猜想它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意思。我生于1968年，即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鼎盛的时期。在那个特别讲究阶级斗争的年代，成份不好的长辈们给我起这样的名字，无非是想表明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立场，愿意积极改造，以求不被党、毛主席和他的革命群众孤立。然而，他们的忠心和苦心都不被认可，在揭发是功、斗来斗去，东批西批的过程中，我的父亲和母亲终于变成了仇人，他们离婚了。他们的离婚直接导致我成为一个幼小的弱者：在我还需要母亲呵护的时候，我彻底失去了母亲的呵护。关于这个名字，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向前发展，它自然地失去了起名人赋予它的原有意义。
儿时的我生长在残缺的家庭里，外人的欺负略去不说，就是在家，我也没少挨父亲的打骂。父亲并非不爱我，相反，他疼我的时候视我如珍宝。大概是不如意的生活容易使他动怒，也许更因为望子成龙的心情比别的父母热切得多，总之，较之我的伙伴们，我挨的打多，挨的打狠。不仅如此，我挨打的起因、过程也都与别人不一样，它似乎更丰富、深刻。父亲常怨我拖累了他的生活，我不服气，与他理论，他就把诸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这些话叫嚷给我听。更绝的是他打我的时候不让我躲闪、逃跑，也不让邻居劝解，美其名曰“好好教育”；因此，我必须站在他面前任由他打得气醒，打得他认为不能继续再打。
在父亲面前，我的女儿身份确定了我的弱者地位。我是一个犟脾气的人，自认有理就要争，但父亲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严，常常因为我的“顶嘴”“不敬”而把我打得更凶。这种时候，在他看来，事情的原委、是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这个做女儿的是不是顺从他，向他屈服。事实上，父亲动怒的时候，面对父权，不管我有理无理，皮肉之苦鞭笞之痛总躲避不了。
另外，生为女儿身，不能像儿子那样成为家族的传宗接代人，这也使我很快地被生养自己的家庭挤出家门。
我本是一个要强之人，一心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立足于社会。年轻时，我曾孤身闯荡江湖，寻找工作，以求自立。然而，无人照管的成长过程使我不知何时成了乙肝病毒携带者，因此，我每每与好的工作机会失之交臂。在外流浪，我既不愿随波逐流，更不甘自己堕落，于是不得不回到家乡。此时继母刚为我生下一个弟弟，很是得势，这种情况下，我就只有嫁人这条出路了。
正如一位条件优越的女性所说：“那些早婚的女子，之所以早婚，是因为她们没有能力不婚，生活不能自理。”这句话，似乎就是说我。可以讲，我正是那种“没有能力不婚”的女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弱者。
无须讳言，在我们这个社会，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我一般的弱女子大有人在。我们大抵没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到了一定年龄，身处社会，不仅没有机会学得一技之长，以资养活自己，而且还为生养自己的家庭所不容。一个年轻女子，处于这种境况下，她还有什么好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找一个归宿。这也是我们祖宗几千年来的一贯安排，这也合乎自然规律。于是，我就这般匆匆地开始谈婚论嫁。
弱者如我，结婚的目的一是为了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个可以挡风避雨的窝，二是希望得到一个爱自己的男子的关爱和照顾。直白地说，我渴望有一个依靠。那么，结婚后是否就真的意味着有了依靠呢？事实上，婚前是弱者的女子，婚后在新建的家庭里大多数依然难逃弱者的命运。我亦如此。
在我们这个社会，一方面婚配讲究门当户对，一方面“养儿求低亲，养女攀高门”也大行其风。我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我唯一的渴求就是我的婆家人能够接纳我。我称了自己的斤两，因为有父母嫌弃我的前科，我是不敢窥视高门的。我不计较我所要嫁的男人是一个什么样，我却特别计较要成为我公公、婆婆的人是否也喜欢我、满意我。是的，我害怕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一个家庭嫌弃、排斥，因此婚配的时候我选择了如我一般普通的农家。
我最终嫁给了我的夫，是因为他不顾前途、不顾生命、不顾一切地要娶我。然而，尽管他家也是一户普通的农家，尽管他妈妈、姐姐为他得到我而亲自出动，可去了他们家之后我依然难逃被抵触、轻视、排斥的命运。在他家人看来，他考上了大学，脱离了农村，再娶农村的我，无疑是负担，是包袱。只因为他非要我不可，他们才不得不接纳我。这是一种勉强，这是他们家对他的妥协，这也是我对他的妥协，所有的人都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即我这个农村的姑娘并不想“高攀”他们家的大学生，因此，我那么渴望得到婆家人的喜欢和满意的初衷就这样落空了。
有一句俗话叫“媳妇熬成婆”，窃以为这五个字其容量之大，不容小视。
我一直认为，我当初对夫的妥协，是我对善良的妥协，对爱的妥协，对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妥协。在这个以利益为中心的世界，他为了追逐我，是豁出去了的；而我接纳了他，是因为我害怕他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到时累我沦为一个真正的“害人精”。尽管环境对我颇有微词，而我非常清楚自己的高洁、诚实与善良。看过世人的虚伪、自私和狭隘，我警戒自己，并一直以最高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为的是做一个纯粹的好人。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我相信，我始终是以牺牲自己为原则。大家都认为我叛逆、桀骜不羁，这是对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是一块板结的土地，没有生机；又犹如一个巨大的粪坑，很多人为了存活都像蛆一样地在粪坑里拱，我虽不能幸免自私的本性，却努力在做一只只需餐风饮露的蝉。
现实是恶浊的，活着是不容易的。尽管我们在无限地标榜自己历史多么悠久，我们拥有着怎样灿烂的文明，我们的人民是怎样的勤劳、勇敢、善良，我们的君王是怎样的神圣、贤明、伟大；而实际上，为了生存，我们的先人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在演绎着争权夺利、好逸恶劳、钻营取巧、尔虞我诈的把戏。我们之所以要说得光亮堂皇，那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便于统治的需要，也是个体生命鼓励自己活下去在精神上的一种需要。不管身处何地，只要你敢细看，你就会发现大量的事实是与书上说唱的不一样的。从社会到家庭再到个体，说唱的和宣扬的，不是自作多情就是自欺欺人。这一规则，从中到外从古到今，上至身处高位的王侯将相，下到村夫俗子概莫能外。就我国来说，历史上可数的几个人，介子推、范蠡、屈原、陶渊明、朱自清，以及与他们类似的人，也只他们焕发出的人性光辉照亮了我们黯然的心房。除此而外，还有几人不是在为自己活得荣耀而争夺不休？
光鲜只是一层薄薄的皮，在它下面，掩盖着血淋淋的肮脏和黑暗。而皮又是需要的。这是规律，也是规则。我就苟活在这样的世界，并且因为本性，我还热爱着这个世界！
自我许配给我夫之后，我于九一年八月十八日自掏腰包，用八十九元人民币买了一些鸡鸭鱼肉宴请一些有限的客人证婚，“逼”着我夫与我结成了大众认可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当时，我夫是还不情愿结婚的，他刚刚大学毕业，没有任何积蓄，以为时机不成熟。而我不同，我未婚先孕了，为了颜面，我必须结婚。我的婚礼没有父母兄弟亲戚参加，因为不管是我父亲，或者是他家，或者是我母亲，他们谁都不愿揽这一件事干。我一直以弱者自居，因为我本是一个需要爱护的弱者，然而，我也经常做出强悍的事情。我太明白自己的处境了，所以我果断！
我认定，我的“失贞”是为换取夫的性命。夫追求我时是不顾后果的。他当时在外求学，而我那一年辗转在广州、海南、上海、浙江等地寻求独立、自立的机会。这时期，我反复向他强调我对他的感情限于同学情、朋友情、姐弟情，并告诉他谁在真正地爱他，但偏执的他说：“难道这么多的感情还抵不上爱情吗？”他离校南下寻我，回校醉酒吞药，又返乡追到我家，闹得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向他屈服。他说我是一个坏女孩子，但不管我在外做错了什么坏事，他都依然爱我，他要把他的“童贞”“献”给我，之后不再缠我，他去死。那时他的行为是失常的，他的老师怕他出事派了两个同学跟到了我们的家乡。尽管我那时已经过了二十岁，尽管我把爱情、嫁人这些个字眼嚷得满世界的人都知道，我却不懂“童贞”“献”的意义。我直觉地知道这不是好事，因此不依，但他主动让步，说“保证不做坏事”，只要我的陪伴。我不仅信了，还把他的话转告我的继母（其时我父亲不在家），自以为堂堂正正与他同眠一床。他不知道也不相信，他满脑子转的念头我一点都还不懂。他是不老实的，他是不信守诺言的，而遭遇了很多人说我是坏女孩的我则想：“我本不是一个坏人，若他真的死了，我不是也真的变成了害人精吗？”在拒绝无效的情况下，我任由他“献身”了。因为要赶火车返校，他天未亮就走了。他起身时，我犹怕他见我身体，使劲扯被子遮盖自己。天亮之后打叠床铺看到湿透棉垫的殷红，关于“童贞”，关于“献”，关于“女孩”，关于“女人”，关于“爱情”，关于“好”，关于“坏”，我整整想了一天。晚上，我老老实实地写信告诉他：“我不是出于爱情。”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已不是女孩了，我也不能再谈爱情了。他说，他宁愿我说假话；他说，他保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想过要他负责，因为我认为他不是爱我而仅仅只是想得到我。但夫是认真的，他往自己头上戴了一顶紧箍咒。而这一次，就这十几年的情况看来，他还真的信守了诺言。他那时或许还没有意识到：他确实往自己肩上加了一副重担！夫给我留了一个问题：“贞操”于我，有什么意义？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因为我脑海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概念，所以它于我没有任何意义。
婚后的我是不被婆家重视的。在农村，娶媳妇花钱值钱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夫家没有为我花什么钱，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不仅如此，而且还事事排斥我。这与我的初愿相去甚远，我做好了被抛弃的准备。他们喜欢暗地做事，而我喜欢把什么都说得明明白白。我曾明确地告诉我公公、婆婆和夫：“你们不要以为我不值钱，我是无价之宝！”我是伤心的，我也曾多次流泪哭泣，不过，我确实也做好了退身的准备，但我在心里也认了一个死理：你要承认是你坏，而不是我坏。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夫如我一般也有一颗金子般的善心。公正地说，他没有因为他家人的唆使而亏待我。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要讲一讲男性讨厌女性所谓的“一哭二闹三上吊”现象了。坦率地说，这三种现象在我身上都发生过，最可怕的一次发生在九八年，即我来长沙的最初那年。
离开家乡的我不能适应新环境，老是觉得夫变心了，他不爱我不在乎我了，于是常常找他的麻烦。
是的，作为一个自小就不愿向任何强势力妥协、屈服的我认了一个死理：你既然娶了我，你就得好好地爱我、珍惜我。我是不能容忍夫忽视我的，就像我特别在意我父母心里是否有我一样，因此如果我认为他对我漫不经心，我就要揪他。那次晚上他不理睬我，我心怀幽怨照例又揪又掐地把他身上抓得满是伤痕。忽然他坐起来道：“我本来不是恶人，你要逼我，我今天就打死你。”话音刚落，拳头就过来了。我是愕然复愕然，一下子就愣在了那儿：“如果我要死，我要你来打死吗？”我根本没有感觉到他拳头的轻重，从来没有对我发火的他使我没有任何意识地走向了窗户，不加任何思索地爬了上去往下溜。原本暴怒的他被我的忽然发楞怔住了，他是在最后一秒反应过来的，他死命牵住了掉下去四分之三身子的我，不管我怎样挣扎，他还是把我扯了上来。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后来我常想，生命真的很脆弱，生死只在那一念间，就几秒钟，没有任何的徘徊，去了就去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这件事同样对他刺激很大：我是只能爱不能恶的。次日，他整了一桌饭菜，买来了红酒，举杯对我道：“来，为我们的第一次打架干杯！”那时，我们住的是六楼。
这一次事件之后，我明确地对他说：“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男人。如果你不爱我了，你一定明白地告诉我，我不会拖你的后腿。但是，如果我们过下去，你一定得真心实意地爱我。我是要人重视的，我不喜欢别人对我不冷不热。”自那以后，我们还吵过两次，总是我以极端的方式迫使他不得不对我加倍珍惜。其实我知道自己的可恶他的隐忍，我不愿哭闹，当然更不想死，但是他不把我放在心上，我无法控制自己。正如古人所说：“布衣之怒，以头抢地尔。”
十多年过去了，儿子长大了，我也年近四十。我得到过真爱吗？我付出过真爱吗？在那个始终排斥我、轻视我的大家庭，我熬成婆了吗？我总以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一个初婚女子要真正融入一个家庭很不容易。春节回乡听一女子说，她和爱人相骂，她爱人道：“我把你打一顿，你娘屋人能把我怎样啊？”闻此我无言以对：与之相较，我的娘家更是无法依靠；于是，我颤抖着心沉默地转身，把一切留给了命运……2006年3月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