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平“借尸还魂”：一部民国《聊斋》的前世今生
民国十年腊月，河南西平，风高月黑。
二十岁的孙贯一从县城高小请假归家，路遇匪徒，遭乱棍活活打死。尸弃荒野，唯有几道血痕在冻土上蜿蜒，这便是整场闹剧的元点。那时谁也不会想到，此后半个多世纪的荒唐与诡秘，就源自这一个寒夜里的死亡。
翻阅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刻的《西平县志》，卷三十四《故实志·灾异篇》赫然记载了这样一条奇闻：
“十一月，盗杀县民孙贯一。逾年，借尸复生。”
却说孙贯一死后，灵魂三年不散。某日，邻县汝南庙湾洼李村李光亮之子病亡，尚未敛尸。孙贯一之魂附于死尸，少年竟死而复生，开口自称西平孙贯一，祖曰明道，请许归里省亲复仇。李光亮许之。贯一归，直造其家，亲邻骇然，而贯一历述生前琐事无一不中，其母持之而泣，遂认子归宗。
更奇者，孙贯一的妻子阎氏早在丈夫遇害后便“赴水死”了。县志为她留下芳名：阎葆全，县立高小女学生，以烈女名义永垂竹帛。
一尸两魂，千里归乡；烈妇殉节，天地同悲。这等情节，若不收入《聊斋志异》，简直是蒲松龄的失职。然而，志书不是志怪，堂而皇之将这等怪力乱神写入正志里的《灾异篇》，还在《人物篇》里为阎氏立传，可见当时修志主笔陈铭鉴，信以为真到了何种程度。
然而翻开薄薄一页纸，背面渗出的是血。
1920年，驻扎西平的连长佟相如，看上了孙贯一书院的妻子阎葆全。一来二去，勾搭成奸。腊月夜里，佟相如假扮土匪，在半路将孙贯一残忍杀害。
阎氏的哥哥阎俭三是西平城里有名的绅士。为掩盖妹妹的奸情，他灵机一动，抓了孙庄六名穷人，栽以杀害孙贯一、霸占家产的罪名。案子挂在堂上，无证无据，一拖半年。
此时，两个别有用心的人登场了，汝南土豪劣绅陶怀宝，和洼李村地主李光亮。前者觊觎孙贯一名下的六十亩地、十亩宅基、九间瓦房，后者正愁前妻留下的儿子没处安顿。两边一拍即合：让李光亮之子李富申扮演“借尸还魂归来的孙贯一”，去西平移花接木接管孙家财产。
孙贯一的母亲呢？她早知道儿子尸骨在哪，心里明镜儿似的。但家中无子继业，六口瓦房无人承祧，老太婆咬咬牙，配合演出了这出大戏，她到处烧香拜佛，祈祷儿子借尸还魂；李富申在家装疯卖傻、背熟了孙家祖宗姓名之后，年底穿上孙贯一的旧袍，一路轻车熟路找到了孙庄。
此后的事顺理成章：春节探岳父、惊愕的亲友、县衙上的公堂指认，甚至西平官吏也被买通。光绪以后哪还有什么冤魂索命？有的是银子和人情的勾结。六名无辜的孙庄穷人被判斩决。“证据确凿”，轻飘飘四个字，六条人命就此为零。
阎葆全的“投水殉节”尤为耐人寻味。
县志记载：阎氏得知丈夫被戕害，誓报夫仇，待凶犯归案后“赴水死”。但在还原的真相里，阎氏与佟相如通奸，合谋害死亲夫，其所恨的哪里是什么“凶犯未报”？须得看清楚，阎氏投水，有几种可能，或因奸情败露羞愧而死，或为掩人耳目演出一幕烈女殉夫以洗嫌疑，甚或被灭口也未可知。县志里的“烈女传”，多半是一出提前写好的道德戏。
修志者陈铭鉴，未必是存心欺世。但他信了，因为他接手的“史料”里，孙家人、阎家人、李家人，每一个人脸上都写满真诚，在利益面前，谎言的制造者从来都拥有比真相更精致的表演。
如果不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一场“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这桩谜案恐怕真的要随当事人入土。
1973年，垂垂老矣的“孙贯一”，即当年的李富申，行将就木。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将半个世纪前的骗局和盘托出：所谓借尸还魂、所谓烈女殉夫，全是一场精心编织的弥天大谎。孙贯一冤死，六名无辜者枉死，而真正杀人犯，那位佟连长，则彻底湮没在历史的暗角里，连名字都未及留下。
而这出借尸还魂的闹剧，居然还被编成了《还阳传》，在数十个县市演唱，乡绅们带着儿孙啧啧称奇，仿佛亲历了一场天赐神迹。
西平“借尸还魂”，从最初一桩谋杀案，变成一出鬼神托躯的灵异传奇，再写进地方志书，成为后人信以为真的“历史”。半个多世纪的层层镀金，让一具谎言早已在纸上凝固成铁证。
然而真正让人脊背发凉的，并非鬼神的荒诞，而是人心的狡黠。孙母明知儿子已死，却认假为子；阎家获悉真相，却合力遮掩；李家和陶家，千里设局，毫不手软；穷苦村民的冤屈，拿来顶罪；贞烈的女德，拿来粉墨。每一个参与者，没有一个是无辜看客，他们是共犯。
陈铭鉴披阅史料、悉心编纂时，大概从未想到，他郑重其事写在《灾异篇》里引以为奇的一段文字，竟是活生生用清白人的血和冤枉人的命写成的一出“真人秀”。
“一部县志，半本小说。”这并非方志独有的悲哀。历史的书写，从来不是一件纯粹的事。在利益面前，真相可以被编排；在恐惧之下，沉默可以被购买；而为了一纸旌表与一座牌坊，道德可以被捏成任何形状。
县志《灾异篇》，终究是人之“异”，而非天之“灾”。那些被写进典故的历史，翻开任何一页都可能在轻声说：所谓历史，不过是权力与利益合谋写就的剧本；而所谓人性，不过是在各自的恐惧和贪婪中，寻找活下去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