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父亲得了偏瘫。自此，生活不能自理，记忆变得支离破碎，精神也开始渐渐的混乱。他经常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而且还要重复好多遍。譬如，每天早上我去上班，他说：“陈梨，你去上学吗？你妈给你钱了么？”
我说：“给了。”
下班回来，他说：“陈梨，你过星期了么？”
我说：“嗯”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还会认认真真的回答他，可后来我发现，过不上五分钟他就要在问我一边同样的问题，慢慢的我也就用只言片语去应付了。而实际上，我的学生时代是和爷爷在大杨树村相依为命的，关于父亲的记忆则是一片空白。所以我和你一样奇怪，我父亲为什么要永无止境的重复那两句话。我想，父亲的记忆也许是滞留在了他的学生时代，也许是他的潜意识里，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抚心底的愧疚与自责。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父亲背对着我坐在阳台的轮椅上，嘴里念念有词。我突然察觉，父亲一米八多魁梧的身躯萎缩了几乎一半，消瘦的真真只剩下了皮包骨头，得病之前我给他买的那件灰色冲锋衣，如今松松垮垮的把他包裹的严严实实。我走近才听清，他在一遍又一遍的念叨：“都是迫不得已啊。”
那个瞬间我哭了。我想，如若在地下长眠的爷爷看到这样的景象，也会不忍心再怪罪于父亲了吧。我终于开始明白，原来父亲一直以来都在忏悔。可那是一个经济迅速膨胀的年代，那是一个家庭零碎的年代，那是一个被生活所迫的年代，那是一个希望之火亮了又灭，灭了又亮的年代，那是一个幸福的年代，那也是一个不幸的年代。其实我早就原谅父亲了。
2005年，7月12日，我爷爷去世五周年的纪念日。按照我们老家大杨树村的风俗，每逢五、十要给“老”了的亲人上坟。这天，天麻麻亮我就开车带着父亲往大杨树村赶，自从爷爷走后，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地方，那个曾带给我欢乐也曾留给我伤痛的地方。
我们大约是在中午时分到达的，我把车停在村口的那座桥上，轻而易举的将父亲连同轮椅抱下车。我刚抬起头立马就有一群孩子围了过来，我扫了一眼，居然没有一个可以叫得出名字的。我知道，他们大概一半在看我瞎了的右眼和歪了嘴巴的父亲，一半是在看我的车。残疾人总能没有原因的吸引人们眼球，但你还要知道，即使在21世纪，在大杨树村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能够买得起轿车的人家也是屈指可数的。
青梅嫂的家就住在桥边，四根混凝土砌成的石柱从河底冒出来，支起了两间瓦房，门前四根红砖砌成的柱子支起一片白色石棉瓦，衔接着房顶，做了一个巨大的屋檐。后来这里成为了我们大杨树村民们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里也是大杨树村唯一的一家商店，过去我们叫，代销点。我在门外喊：“青梅嫂！青梅嫂！”
但从屋子里出来的却是赵德满。赵满德上了年纪，眼神不太好，几年不见背驼的也更加厉害了，他叼着一锅烟，拖着一双断裂的蓝色拖鞋，一步一步的挪到我面前，眯着眼，露出了满嘴的黄牙说：“呀，这不是陈梨嘛！听说你现在是大作家了，今天这是咋的有空回来了？”
我给他递了一根纸烟说：“今天我爷爷五周年，我回来弄点响声。”
“可不是嘛，那你进屋，快进屋。”他把那支烟放在眼前，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笑着夹在了耳朵上。
末后，赵德满看了一眼我父亲又接着说：“广进，你这身体没啥大碍吧？”我父亲歪着头，盯着前方大片片金黄色的麦地出了神，看也不看他。
我说：“我父亲精神也坏了，不认得人啦。”顺着父亲的目光，我看见王茂树在麦田里摘了一个麦穗，用手掌搓了几下，然后扣进嘴巴里咀嚼。这是大杨树村人判断庄稼是否成熟的一种惯用的方法。
“身体正结实的，咋摊上了这病，真可惜。”他吧嗒了两下烟嘴说。
我说：“造化弄人啊。对了，我青梅嫂呢，她把营生盘给了你？”
赵德满说：“王草这小子如今和你一样出息了，前年带着她妈进城了，我就把这生意给接了过来。”
我说：“王草现在城里是做什么的？”
赵德满说：“好像是干了什么发，罚，医？”
我说：“是法医吧！”
“嗯！对对对！就是法医！”他拍着脑袋说。
我在赵德满的店里买了一瓶酒，一挂鞭炮和一捆黄表纸。走的时候，赵德满说：“一会儿带你爹过来吃午饭啊。”
我父亲咿咿呀呀的说：“我吃饭，我吃饭……”
我爷爷的坟墓就在村口的麦田里。我在爷爷的坟前点了鞭炮和黄表纸，又敬了酒。末后，就推着父亲回家。我以前经常走的那条小路，如今荒草深的没了膝盖。我小心翼翼的走着，腿上终是被野草划了好多血痕。后来，我看见鸿鑫光着黑的发亮的上身，在路边的水沟里抓鱼。我停住，在岸上叫他：“鸿鑫，该回家吃饭了！”
“我妈说了，抓不到鱼，没饭吃。”他抬起头冲我憨笑，脸上的青泥已经结成了块。我要说的是，直到我穿过整个村子，站在家门口，鸿鑫是我在大杨树村看到的第一个同辈的人。只不过他是傻子，小时候我们就这样叫他。
我家的西墙歪了，红色的木门裂了缝，变成了白色，门上的铁锁也落满了锈。只有院子里那棵柿子树竟还顽强的活着，枝头上挂着几个青涩的果实。这个村子有一半都是这样荒凉的景象。但凡有机会，人们都迁进了城。有谁愿意面朝黄土背朝天呢？我自己也不是如此吗？这样想着，竟不免生出些悲伤来。
我突然听见父亲说：“世道变了，人心要散啦。”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片亮晶晶的东西。
这是父亲得病以来说过的第一句还算正常的话，我觉得这一刻他是清醒的。
世道变了。自我记事起，我从大杨树村许多人的嘴里都听到过这句话。
“我吃饭，我吃饭……”我父亲嘴角沾着口水支支吾吾。
我打算去我二叔家蹭午饭，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我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了。我是不可能去赵德满家吃饭的，即使他刚才说的不是客套话。因为我的右眼就是赵德满的孙子用弹弓打瞎的。
我带着父亲来到了我二叔家。我二叔和我二婶蹲在院子里，把人民币放在一摞火纸拍打。民间有一种说法，没有打过的火纸在阴间是花不出去的。我叫了一声，二叔。我二叔抬起头说：“哟，这不是陈大作家吗？大名人还知道回来了？”我尴尬的扯了扯嘴角说：“二叔，您不要臊我了。”我二婶说：“广财，你少说几句吧。陈梨，快推你爸进来，二婶去给你们做饭。”正说着，陈小桔挺着大肚子，牵着一个小孩从屋里出来了，她说：“陈梨哥，你回来了？”。我惊讶的看着她说：“小桔，这是你的孩子吗？都这么大了？”她说：“是啊！我结婚都三四年了，前两个都是女娃，现在怀的是第三个了！”我惊得说不出话来，看着那个孩子，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我二叔暴揍陈小桔的画面。
吃过饭，我二叔他们要去我爷爷坟上。我就起身告别。我二婶说：“陈梨，你住几日再走吧。”我说：“不了二婶，我就请了一天假。”我二叔说：“人家现在是名人，怎么住的惯咱这乡下？”我被噎的无话，就推着父亲往外走。
从大杨树村回来后，我一直失眠，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父亲的病情有了好转的迹象，他不再说胡话了，记忆也有了恢复。
只是我彻夜彻夜的失眠，偶尔睡了那么几个小时却也一直做梦，做着相同的梦。我梦见，我睡在在老家的平房顶上，我家的房顶是倾斜的，迷迷糊糊，我就沿着这个坡度一直滚，一直滚，想要停却怎么也不受控制，然后从高空坠落，惊醒。
十年前，我们大杨树村有一种风气，每年的夏天人们都喜欢睡房顶。因为每当夜幕降临，被烈日暴晒了一天的房间像蒸笼一般，热浪熏得人根本睁不开眼睛。那个时候人们穷，大多数人家没有电风扇，所以睡房顶成了人们钟爱的事情。人们就带一张草垫，一张凉席，一条毛巾被，有条件的还会带一顶蚊帐，就这样躺在房顶上享受夏夜的凉风。那个时候爷爷怕我从房顶上滚落下来，每天晚上都用一只手搂着我睡觉，另一只手不慌不忙的摇着一把蒲扇。
眨眼间，十年过去了，大杨树村的人们有了风扇甚至是空调，他们早已经不再睡房顶了，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还是会莫名其妙的做那个梦？人，不管走的有多远，也走不出他的故乡。我现在，对此深信不疑。
这篇文章本也应该到此为止的，但此时我却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决定要继续写下去了。我想试图去记录那段混乱又热血沸腾的岁月，记录那个年代在我们大杨树村留下的印记。巴金在《忏悔录》里说过，我要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现在，我同样要把我的故乡放在解剖台上，放在显微镜下。但我自知没有精美的语言和过人的天赋，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这些文字，那么也请你原谅我的情不自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