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的英勇事迹，我想从一张照片说起。
这张照片很有名，曾被收入历史教科书。照片中为光绪帝，左是梁启超，右为康有为。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亡海外，成立了保皇党，他就是凭借这张照片，外加一封光绪给他的密诏，来提升自己的身价和政治资本，获取华侨的支持和募捐。
照片首次公开是在1930年代的《北晨画刊》上，此时康有为已去世。照片提供者特地写了一段注释：“彼此摄影术初传入我国，其技巧已颇可观。图中三人，中为逊清光绪帝，左康有为，右梁启超，当时君臣相得情形，于此像可见一斑矣。”
这张合影，反映了当时光绪与维新领袖康梁之间的熟络关系，看上去亲切融洽。但事实上，后来经历史专家的分析和考证，证明了这照片根本就是——伪造的。
且不论照片中间并非光绪帝的影像而是画像，单说梁启超这辈子压根就没见过光绪帝，又何来的合影？康有为确实见过光绪，但就见过一次，就咱们历史课本上介绍的变法开始前“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的那次，后来就再没机会见面了。而根据清宫档案记载，康有为见光绪那天根本就没有安排拍照。
既然这三人都没一起拍过照，那这种照片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是——PS的，没错，就是如今我们发自拍照已经离不开的PS技术，这可是100多年前人家康圣人玩剩下的。也因此，这张照片被公认为中国第一张PS照片。
说完了照片，我们再来聊聊康有为的其他壮（po）举（shi）。
我们都知道康有为当时有两本影响深远的著作，叫做《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那这两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呢？
话说1888年康有为二次赴京科考，曾拜访了张之洞的门生、经学大家廖平，当时廖平刚完成《今古学考》的《辟列篇》和《知圣篇》，他毫无防备地将手稿给康有为看了，结果一年后，康有为就出版了《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思想内容几乎与廖平的完全相同。廖平得知后，指责康有为剽窃他的书稿，康有为不以为然。（参考朱维铮《重评“新学伪经考”》）
好吧，这个事咱们姑且当康有为是“借鉴”，而非“剽窃”吧。那么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实在太不靠谱了。
戊戌变法序幕就是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提到，他领导了十八省举人上书。然而据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回忆，这会是开了， “书”也写了，但最终没能上到皇帝的手里，原因是康有为从一个内线太监那里得知自己刚中了进士，他担心如果带头上书，功名会被取消，前途会受影响。
康有为称“公车上书”的地址在松筠庵，当时汇聚了1200名举人，共同商讨上书事宜。后来有当事者揭发他虚报人数，说实际参与者不过300左右。何况松筠庵这地方就是个小宅子，根本不可能容纳1000多人。
“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起草了《保荐人才折》，让徐致靖转递给光绪帝，折子大义是建议皇帝把康安排在身边做顾问，让他来总揽国家大权。这一次光绪终于看到了康有为的请求，还做了批示，要求召见他，于是才有了康有为与光绪的唯一的一次见面。
据康有为回忆，光绪召见他谈话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光绪接受了他的变法意见，还给他升了官。而事实上，光绪的确肯定了康有为的想法，但并没有提拔他，只是把他从六品工部主事的职务调整为同样六品的总理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可见光绪并没有重用他。（参考张建伟《温故戊戌年》）
至于他们的谈话时间，所谓两个半小时，也是不实的。光绪见康有为的那天，一连召见了好几个人，其中有个叫张元济的大臣，也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被安排在康有为之后觐见。这位张先生有写日记的好习惯，他在那天的日记里写了：皇帝接见康有为大约只花了一刻钟的工夫。
一刻钟估计是不止的，但显然康有为所说的“两个半小时”是夸张了的。再说，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口音非常重，他与光绪帝交流存在语言不通的障碍，这样的沟通实在难以持久和深入。
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建议大多太过激进。比如他曾提出，邀请伊藤博文来华主政中国改革，鼓吹“中日合邦”。这些提议引起了慈禧的极大不满。（参考郭霞《伊藤博文访华与戊戌政变》）1898年9月13日，光绪根据康有为的建议，准备以懋勤殿代替军机处，康有为还在光绪面前保荐梁启超为懋勤殿顾问。这一举措无异于宣告维新派正式开始与守旧派夺权，也无疑加速了变法失败的步伐。
9月15日，光绪预感到了危机，于是让杨锐带给军机四卿一封密诏，密诏中说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请他们尽快想个办法，既不违背慈禧的意思，又能保全皇帝。军机四卿包括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密诏中没有提到康有为。
两天后，光绪又写了一封密诏，让林旭转交康有为，让他速离京师，前往上海。光绪认为，那些激进举措都是康有为提议的，如果赶走他，慈禧或许会原谅自己，事态也不会变得复杂，变法还能继续下去。
光绪此举很明显就是要舍车保帅、息事宁人，可康有为偏偏是个看戏不怕事大的主儿。当杨锐把第一封密诏的抄写本拿给康有为，并请他想个妥善办法时，康有为大笔一挥，将密诏直接改成：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故意扭曲光绪的意思之后，康有为又自作主张，让谭嗣同连夜劝说袁世凯，鼓动他起兵勤王，去颐和园逼慈禧放权，必要时诛杀之。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清楚了，袁世凯告密，慈禧发动政变，戊戌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瀛台，康梁逃亡日本。
康有为后来又从日本流亡到了美国和欧洲，靠篡改的假密诏和那张PS的照片成立了保皇会，骗取了海外华侨的大量捐款。
至于这个“假密诏事件”最后如何被揭发出来的呢？说来也巧，当时杨锐被杀，真密诏却被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冒死保存了下来。1909年宣统改元后，杨庆昶将密诏原件上交都察院，经由都察院转呈摄政王载沣，康有为篡改密诏的真相这才大白于天下。（参考王照《关于戊戌政变的新史料》）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你可以一辈子骗一个人，也可以在某一时间骗所有人，但是不可能一辈子骗所有人。被歪曲的事实，被遮掩的历史，终将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康有为获得华侨捐款后，眼见清廷复国无望，可钱已进了口袋退掉又舍不得，于是他干脆将这些钱据为己有，用作挥霍、投资和娶小老婆。
后来他“周游列国”，住豪华酒店，吃穿用度都极尽奢华。
1904年，康有为来到瑞典，迷上了那里的美景，买下了斯德哥尔摩东南沿海沙丘巴登地区的一座小岛，在岛上建起了中式园林，取名“北海草堂”。1906年，康有为访问墨西哥，听说墨西哥正在筹款修建有轨电车，他预感电车所经之处，房价必涨，于是购置了好几处房产，不久这些房价果然翻倍上涨，康有为净赚了十多万银元。
最早揭露康有为招摇撞骗的是革命党，革命党人在《中国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称康有为的保皇党不过是腐儒们骗钱的招牌而已，还披露了康的女儿康同璧受父指派在香港募捐的情况。然而揭露归揭露，反正人家康有为想得开，钱财已到手，享乐不用愁，接下来随你们怎么写，随你们怎么骂。
旧时的男子本来三妻四妾是很平常的，比如辜鸿铭就明确表示男人就该纳妾，男人如茶壶，女人如茶杯，你只见过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什么时候见过一个茶杯配几个茶壶，这就是他著名的“茶壶茶杯论”。辜鸿铭的论断如今看来虽有些大男子主义，但他毕竟言行一致，坦坦荡荡。相比而言，康有为就显得太虚伪了。本来妻妾成群不是你的错，可一边宣扬一夫一妻制，一边妻妾成群，这就是你的错了。
康有为一生娶了六个老婆，而且这六个老婆嫁给他时都是17岁。49岁时他在美国娶了一个华侨的女儿，53岁娶了日本女佣，63岁娶了杭州浣纱女。1919年，康有为与这位浣纱女在上海举行婚礼，妻妾儿女均不赞成这门亲事，集体缺席，搞得这位康圣人极为尴尬。
迎娶浣纱小美眉8年后，康有为去世。至于他的死因，至今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比较公认的说法是，他在一次离奇的睾丸移植手术后，突发排斥而死。
回顾康有为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人格复杂、言行充斥着矛盾的政治家。在他的身上，既有关心民族命运，力图变法图强的愿望和积极投入变法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甚至虚伪偏激的性格缺陷。以至于他的弟子陆乃翔、陆敦骙这样评价道：“老师天天说要戒杀，可他天天吃肉；他大力倡导一夫一妻制，可他妻妾成群；他每天说男女平等，而他的家人没有独立的；他天天说人类平等，自己喜欢使用婢女、仆人，凡此种种都是言行不一的表现啊！”
而对于维新变法的这段历史，我们已经以惯性思维，把康有为看作维新变法的策动者，把光绪看作变法的支持者，将慈禧归于守旧派，当作变法的最大阻力，如此简单化的结论其实来自于康有为本人对这段历史的描述。然而这样的解释是否有失偏颇，而康有为的话究竟是否信得过呢？
对此，姜鸣在《天公不语对枯棋》一书中这样写道：
许多研究康有为的学者早已发现，在进行政治宣传和历史回忆的时候，康有为是很不尊重事实且又擅长吹牛造假的。但学者们出于种种善良的考虑，没有对康有为的作伪加以辨析和批判，除了少量专业论文外，在主要的通史著作和中学教科书中，反而为他隐讳，结果又造成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叙述的偏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者和读者的不幸。
那么对于康有为这个人，他所起到的正面的历史意义是什么呢？
在一个风云飘摇、动荡不堪的末世，在一个大多数沉默者的国度，终有这么一个人甘愿冒险站出来，振翅一挥，聚集一班文弱而倔强的爱国知识分子，以数千年来从未践行过的方式，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风险改革，试图扭转整个国家的发展颓势。哪怕其间夹杂着瞒骗，哪怕有许多的虚假，是否也可以被稍稍宽待。我想，这是我们在评价康有为时，应该保有的恕道，也是这个人物留给后人最宝贵的历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