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 语

关于先贤思想，奉若圣明者有之；心向往而不得其门者有之。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冷嘲热讽，甚至恶言相向，比如新文化运动时，视诸子百家为万恶之源，言必称中国人劣根性，恨不得和自己祖宗切割得干干净净。不过，不屑与鄙视，可能也只是妄自菲薄后的装腔作势。

在我们看来，诸子百家是我们中国人的根与魂，只不过时代久远，而且鉴于文言文的缘故，一般人还真是看不懂、搞不明！

本书由作者在美国讲学的记录稿编辑而成，是西方人学习中国哲学的首选入门书。在冯友兰教授剖析下，中国诸子百家深邃的思想主张，变得简洁、生动、出神入化。这是一个进入先贤经典的捷径。

作 者 简 介

冯友兰

著名哲学家，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精 华 解 读

以下内容为《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上部精华解读，供广大书友们学习参考，欢迎分享，未经允许不可用作商业用途。

目 录

一、中国哲学的精神

二、中国哲学的背景

三、诸子的由来

四、孔子：第一位教师

五、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

六、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

七、儒家的理想主义者流派：孟子

八、名家

九、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

十、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十一、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荀子

十二、韩非子与法家

十三、儒家的形而上学

十四、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正 文

一、中国哲学的精神

哲学在中国的地位

哲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一向被比拟为宗教之于其他文明中的地位。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关切哲学领域。曾经，四书五经也具有类似《圣经》的地位。然而，儒家思想并不是一种宗教。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并且在思考人生之前，先对思考这一行为本身进行思考。宗教也和人生相关，它的核心也必然包括哲学，往往是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但中国人不那么关心宗教，因为他们在哲学里找到了那个超越现实世界的存在，也在哲学里表达和欣赏那个超越伦理道德的价值。

中国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中国哲学认为，就做人而言，最高成就是成圣，也就是宇宙和个人合二为一。中国无论哪一派哲学，都直接或间接关注政治和伦理道德。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入世的哲学，不像释迦牟尼、柏拉图等人，认为追求天人合一，就要抛弃社会，甚至否定人生。不过，正确理解中国哲学的话，不能称它为完全出世的，也不能称它作完全入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即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就是“内圣外王”，有点类似柏拉图主张的“哲学家-国王”理论。

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的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和著述一般都非常简短，表面看起来似乎不连贯。这是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学习哲学在中国并不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读哲学是为了使人得以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特殊的人。所以，人们只能从哲学家的书信言论集中去辑录，其中时间不一，记录者不一，难免有不相连贯、甚至矛盾的地方。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格言、警句、比喻、事例等形式表达思想，因此十分简短。但正因为语言如此不明晰，其中所暗含的内容几乎是无限的。

二、中国哲学的背景

每个人的思想，都受制于他所处的环境。而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反思，一个民族的哲学，同样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

地理环境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古人心中，世界就是生活的这片土地。中国的先贤哲人，从未有过海上冒险的经历，对他们来说，四海之内，就是普天之下。因此，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大海，他只惆怅地遥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经济背景

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直至今日农业人口依然占中国总人口的大半。因此，在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至政府的政策措施，都是以土地分配和利用为中心的。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必然涉及“本”“末”，农业被视作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作是末端。《吕氏春秋·上农》曾论述，认为农民像婴儿单纯朴实，顺服，比较不自私，因为财产难以移动，所以国家遭难时，农民不会弃置不顾。商人则多谋奸诈，不顺服，财产移动简单，国家有难时，往往自己逃跑。道家从这一点出发，谴责文明，鼓吹返璞归真，把农民生活理想化。

反者道之动

对农民来说，注意自然变化是农业生产的必需。中国哲学受太阳、月亮运行和四季嬗替的启发非常明显。儒道两家都注意到，任何事物发展到极端，都会有一种趋向，朝反方向的另一极端移动。这个趋向，在《易传》中被称作“复”，“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在《道德经》第40章，类似的说法是“反者道之动”。这个理论对中华民族有巨大影响，催生出了“居安思危”和身处极端困难之中也不绝望的民族性格。

家族制度

农民靠无法移动的土地生活，所以，同一个家庭的后代，会在同一片土地上，联系紧密地共同生活，由此发展出中国的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三种是家庭关系，两种是家庭关系的延伸。中国的祖先崇拜：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人，追溯首先在此定居的祖先，敬拜他，将他视为家族的共同象征，就是在这样的现实下发展起来的。

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

中国哲学的方法论

农业为本的情况，不仅影响中国哲学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制约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诺斯洛普教授曾经提出：概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来自直觉，一种来自假定。来自直觉的概念指向某个事物；由假设得出的概念，其完整意义是根据假设，用演绎法推演出来而认定的。

由假设观念出发的哲学家喜欢明确的东西，而由直觉出发的哲学家，则需要重视不明确的东西。农民日常与之打交道的，诸如土地和庄稼，都是一眼就认识的东西，他们处于原始和纯真的心态之中，把直接认识的东西看为哲学思维的出发点。这也是认识论在中国哲学里从未得到发展的原因。

中国哲学中的“常”与“变”

中国的哲学产生于过去的经济环境之中，那么它的内容是否只对过去才有意义？

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但是，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我们在学习哲学史时，应该对其中哪些是有永久价值的，哪些是可以改变的，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中国的哲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当中。

三、诸子的由来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中国涌现出非常多的思想流派，被称为“诸子百家”，这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巅峰。后代史家不断尝试对“百家”进行分类，首次进行尝试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将众多流派分为六家：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

刘歆是第二位尝试分类的史学家，他将诸子百家分为十家，在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加了四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并首次系统追溯了诸子各家的起源。作者分析了公元前1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阶层与制度后，认为：

“儒家者流，盖出于文士……”

“墨家者流，盖出于游侠之士……”

“道家者流，盖出于隐士……”

“名家者流，盖出于辩者……”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方士……”

“法家者流，盖出于法术之士……”

四、孔子：第一位教师

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学也一直是我国士大夫的精神、学问的寄托！关于孔子，读书会已推荐众多书目，比如《梁漱溟先生讲孔孟》、《孔子如来》、《孔子，人能弘道》，此处就不再过多赘述。

五、墨子：孔子的第一位反对者

墨子，名翟，当时墨子的名声与影响力，几乎与孔子不相上下。墨家大都来自游侠阶层，也就是周代公侯家中世袭的武士阶层。统治权力解体之后，这些人失去了上层阶级的地位，散落全国寻求雇佣，被称为游侠。

墨家是一个有严密组织，足以进行军事行动的团体，组织的首领称为“矩子”（也称巨子、钜子），对本团体成员，操有生杀大权，墨子是第一位“矩子”。他曾为宋国遭受楚国入侵而组织防御，与攻城方公输班在楚王面前分别演示攻与防，最终战胜公输班，迫使楚王打消进攻宋国的计划。而这样消弭战争的努力，也正是墨子“非攻”主张的绝佳注解。

墨子对儒家的批评

墨子认为，儒家在以下四点上应该被批评：第一，儒者不相信天或鬼，结果“天鬼不悦”；第二，儒家坚持厚葬，特别是父母去世，子女要守丧三年，浪费了民众的财富精力；第三，儒家“盛为声乐以淫愚民”，结果只是少数贵族奢侈享受；第四，儒家主张宿命论，造成民众怠惰顺命。在《非儒》篇里，墨子说：“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兼爱

墨子对孔子的中心思想——仁义，并没有提出异议，也经常论及。不过，他的含义和儒家略有不同。墨子认为，仁义是兼爱的表现。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兼爱就是无区别，我应当向关心自己那样关心朋友和朋友的父母。仁人以利世除害为宗旨，必须以“兼爱”作为处世为人的标准。“兼爱”是墨子出身的阶层游侠群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职业道德的自然延伸，墨子以它为基础推广扩大，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不分高低，彼此相爱。

“天志”与“明鬼”

“兼爱”理论中有个基本问题，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作为个人，要为世界的利益献身？”墨子认为，为世界谋利益就是为自己谋利益，《兼爱中》篇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这样，爱人成了一种投资，一种为自己的社会保险，自己可以从中得益。

为了使人们实行兼爱，墨子除了论辩以外，还采用一些宗教和政治奖惩。比如《墨子》一书中的《天志》篇、《明鬼》篇中讲到神，神爱世人，并希望世人彼此相爱，神经常监察世人的言行，特别是君主的言行。凡是不遵行神意的人，就会受到神的降灾惩罚，反之，则被神报以好运。

表面上的矛盾

分别列举墨家和儒家的理论后，人们会疑惑墨家和儒家对待神灵以及敬拜的态度似乎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墨家既信奉鬼神，却反对丧葬和繁文缛节祭祀的重要性。儒家强调祭祀的重要性，却不信鬼神。

其实，儒家和墨家这种似乎自相矛盾的地方，只是表面上的不一致。丧葬祭祀在古代受到重视，起初是源于鬼神信仰，但儒家重视丧葬礼仪，不是出于信奉鬼神，而是重视去世的祖先。可以说，儒家重视礼仪，是一种诗情（如诗歌般想象出来的寄情），而不是出于宗教。墨子论证鬼神的存在，是为他的兼爱理论作张本，而不是对超自然有什么特别的兴趣。

六、道家的第一阶段：杨朱

那时，除了疾走奔忙的儒家和墨家，社会上还有一群“隐者”，他们是远离俗世，遁迹山林，欲洁其身的个人主义者，也是认为世界败坏、无可救药的失败主义者。而道家与普通隐者的区别是，在遁世之后，还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说出一套道理。杨朱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杨朱大约生活于墨子和孟子的年代之间。

杨朱的基本思想

《孟子·尽心上》说：“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吕氏春秋》中《审分览·不二》篇说：“杨生贵己。”可见杨朱有两个基本思想：其一是“人人为自己”，其二是“轻物重生”。《列子·杨朱》篇中，记述了据说是杨朱的理论主张“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老子》与《庄子》中的杨朱思想

《老子》《庄子》以及《吕氏春秋》中，都可以看出对杨朱思想的评论反思。《老子》第13章中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行事为人看得比天下更贵重，这样的人就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一个人如果珍惜自己甚于贪爱天下，就可以把天下托付。这都是轻物重生思想的表现。

《庄子·养生主》中说“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这是全生避害的最佳办法。一个人行为败坏，或一个人声誉太好，都不利于全生。

七、儒家的理想主义者流派：孟子

孟子出生于战国时代的邹国，位于山东南部。其时，齐国国君热心学术，网罗学者，把他们安顿在著名的稷下学宫。孟子曾是稷下的著名学者，也曾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但都遭到冷遇。《孟子》是他最后返回故里和弟子合著的对话录，被后代儒家尊为“四书”之一。孟子代表了儒家学说理想主义的一派。

性善说

孔子虽然十分强调“仁”，但是，他并未充分阐述人为什么应当这样做。孟子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发展出了名垂后世的“人性本善说”。

究竟怎么认识人性，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是中国哲学里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孟子主张性善，但并非认为人人生来俱是孔圣人。《孟子·公孙丑上》中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他认为，人的本性都有上述“四端”，如果加以充分发展，就变成四种“常德”，即仁、义、礼、智。这些品德，如果不受外力阻碍，会在内心自然生长，就像树由树种长成大树。

儒墨两家的分歧

孟子认为“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朱所讲的是利己，墨子讲兼爱，是利人，他甚至比孔子讲得还要明确，孟子为什么会把墨子和杨朱归到一起反对呢？这实则是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

历来的答案是：墨子的学说里，爱是没有等级、差别的；而儒家的学说中，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在《尽心上》第45节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是说，爱是有等级差别的。只是，人应当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推广到邻居和其他社会成员。这也就是《孟子·梁惠王上》中讲到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他人，就是实践孔子所说的“忠恕之道”，也就是“仁”的实践。在这些实践中，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因为人的本性就有恻隐之心，不忍看到别人受苦。同时，自然而然地，爱父母多于爱众人。而墨子则坚持爱众人与爱父母应当没有差别，孟子正是鉴于此，责难“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可见儒墨两家更根本的分歧是：儒家认为人顺其本性，爱就有薄厚；而墨家的兼爱就不得不靠外力。因此，墨家就须回答，人为什么要行仁义，他求助于超自然和政治的强制力量就无可避免地带有了一丝功利。

政治哲学

儒家认为，国家的存在是因为它应该存在。孟子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一种政治动物，而国家是一种道德体制，所以，国家的领袖也应当是社会的道德领袖。因此，在儒家的政治哲学主张“内圣外王”。孟子进一步把这种理想描绘成古代曾经有过的事实，大加歌颂传说中的尧舜禹。他认为，如果国君在言行举止、道德上不配做一个国君，那么百姓有权利进行革命。这时候，如果把国君杀掉，只是杀掉一个不义之人，不算弑君。

神秘主义

在《尽心上》第4节，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换句话说，人如果充分发展人的本性，不仅可以知天，而且可以与天合一。可见孟子哲学中的有神秘主义成分，它体现为“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孟子的一个专用语，是人和宇宙融为一体的气概，有超越道德的价值。培养浩然之气的办法，一方面是“明道”，提高人对“道”的领悟；另一方面是孟子所成的“积义”，即坚持不懈地做天民所当做的事。但切记，不能揠苗助长。

八、名家

先秦称“名家”为“辩者”，代表人物有公孙龙、邓析、惠施。所谓“辩者”，源自诉讼专家。比如《吕氏春秋·审应览·离谓》篇说，邓析曾利用法律条款的文字，为郑国索尸案的双方支招。就逻辑说，先秦中国哲学所讲的“名”、“实”的对立，有点像西方语言中主词和宾词的关系。

惠施的相对性理论

惠施是战国宋国人，庄子好友，曾任魏惠王时宰相，其思想只能见于《庄子·天下》篇中列举的十点。第一点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就是现代所称的“分析命题”。它们并未指认任何现实事物，只是说到“至大”和“至小”两个抽象概念。脱出经验的范围，无外的是“至大”，无内的是“至小”，以这样的方式来界定，它们的定义就成为绝对的、不可更改的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出发，他认识到现实事物中的“质”和“区别”都是相对的，都会改变的。这其实和《庄子·秋水》篇中的思想十分一致。

公孙龙的共相说

名家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公孙龙，他以善辩而著称。著名的桥段包括“白马非马”，惠施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公孙龙则强调“名”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他从三个方面论证白马非马。第一，“马”这个字表明一种形状，“白”表明一种颜色，表明一种颜色与表明一种形状不同，因此白马非马。第二，如果有人要马，马夫可以牵出黄马或者黑马。如果有人要白马，却不可以牵出黄马或黑马，因此白马非马。第三，“白”不是“马”，“白马”的含义是“马”加上“白”，它和“马”的含义已经不一样，因此，白马非马。意在强调“马”之共相和“白马”之共相不一样。

公孙龙还有著名的“离坚白”命题，它的论证是形而上学性质的，意思是说“坚”和“白”作为共相，并未指明哪个具体事物是坚，哪个具体事物是白。“坚白”这个概念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只要看现实世界中，有的东西硬而不白，有的东西白而不硬，它们是彼此分离的。

名家学说的意义

名家的哲学解析名实，在中国思想中揭示出一个形象之外的世界。“形象之内” 是“ 实” ，是经验的对象。公孙龙则揭示了形象之外的共相。人们可以看见一件白的什么东西，但是无法看见作为共相的“白”。墨家发展到后期，吸取名家的经验，出现名墨。他们思维缜密、富于逻辑头脑，在认识和前提上颇多建树。他们在建立知识论和逻辑方面的努力，超过了古代中国任何其他学派，令人叹服。

九、道家的第二阶段：老子

历来以为老子为楚国人，姓李，名聃。与孔子同时期而比孔子年长，孔子曾问礼于老子。关于《老子》，曾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哲学著作，但经现代学者考证，它可能是后人依托之作，写作年代大概在惠施和公孙龙之后。

道之无名

《老子》开头第1章里，开头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道作为万物本原，无从命名。但我们又想要表达它，便不得不用语言来加以形容，称它为“道”。我们称道为道，和称一张桌子为桌子是不同的。称呼桌子为桌子，是因为它有某些属性，可以称之为桌子。但当称“道”为“道”时，不是因为它有某些可以名状的属性，这个名字只是一个指称，中国哲学的惯用词。

自然的不变规律

老子的学说是以“太一”和“无有为常”作为宗旨。太一即道，“常”的含义是永久。万物变动不居，但变动的法则却是不变的。因此，“常”在《老子》中，既是恒常，又是常则。

“反者道之动”是最根本的万物主宰法则，也即我们常说的物极必反。《道德经》中名句纷纷“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少则得，多则惑。”、“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所有这些辩证精神的法则，无不符合自然之理。

如果物极必反，那么“极’在又哪里呢？就人类的活动来说，一个人前进的极限，全在于人的主观感觉和客观现实。如果有一个高中学生，读完了高中物理，就此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全部物理学知识，他也就在物理知识上裹足不前了。《道德经》：“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可见骄傲即是个人进步达到极限的那个“极”，它是任何人首先要力戒的事。

为人处世

老子告诫人们：“不知常，妄作，凶。”人应当懂得天地间万事万物流动变化、相反相成的常理，为人处世合乎自然，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知常曰明”还有我们熟知的不自是、不自伐，不求全，均为老子强调的处世之道。

道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人生在世怎样才能全生？才能避祸？老子认为一个谨慎的人应当温和、谦虚、知足。主张“无为”，即不要以多为胜，行事为人不要矫揉造作，不要恣肆放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老子还强调，人要弃智，老子看到知识本身就是欲望的一个对象。人的知识越多，就越不知足，不知道他老人家是不是曾为此而困惑。

政治理论

在政治理论上，道家和儒家相同的一点是，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国家首脑应该是一个圣人。道家和儒家不同之处在于，儒家认为，圣人治国，应当为大众多做事情；而道家认为，圣人治国，不要忙于做事，而是要裁撤废除过去本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至“无为”。国君就应当以道为法，自己无为而让大众各尽其能。

十、道家的第三阶段：庄子

庄周，是早期道家最伟大的一位思想家。后人对他生平所知甚少，只知他是蒙国人，毕生过着隐士的生活。他和孟子同时，与名家惠施是好朋友。《庄子》是一部道家思想汇编。

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祸害，杨朱的做法是逃避，遁迹山林；老子主要向世人传播宇宙万物变化法则，让世人学会利用法则保全自身。

但即便如此，人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总有难以把控之处。庄子提出“齐万物，一死生”，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一己与外界。它不是从世俗世界逃往山林，也不是明哲保身，而是从一个世界逃往另一个世界。

得到相对快乐的途径

《庄子·逍遥游》蕴含的思想是，人们所说的快乐，其实有不同的层次。自由发展人的本性，可以带来相对的快乐，但要达到“至乐”，必须对事物本性有更高的了解。万物的本性和天赋能力各有不同，它们的共同点是，无论是小鸟还是大鹏，当它们充分并自由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时，便同样感到快乐。

政治与社会哲学

《庄子·至乐》篇讲了一个寓言，有一只鸟飞到鲁侯宫中，鲁侯以上宾礼对待鸟，供奉太庙，奏乐、喂肉，结果三天后鸟死了。一切体制、政府、法律、道德，所求达到的便是强求一致，其动机或许是可敬的，但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别人，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老子和庄子均主张无为而治，但理由却不一样。老子着眼于反者道之动，庄子则强调天然和人为的不同。

感情和理性

人们不快乐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惧怕死亡的来临和由此而来的忧虑，要知道这种恐惧和忧虑可以消除，关键在于人对事物有同一个正确的洞察。《庄子·养生主》篇有一个关于老子之死的故事，老子死后，他朋友前来吊唁，看到其他人太过悲痛，就批评说：“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人越多了解事物的因果来由，他就能越多地掌握事件的后果，并减少由此而来的苦楚。用道家的话来说，就是“以理化情”。感情可以通过理性和理解去化解，圣人洞察事物本性，因此没有感情的冲动，这并不是说圣人没有对事物的感觉。

更高层次的观点

问题是，一般人怎样成为完美的人？在《逍遥游》里，庄子分析了快乐的两个层次；在《齐物论》里，他又分析了知识的两个层次。“人籁”是人世间的“言语”，言语反应人的思想，其中包含肯定和否定，有人们从各自局限性出发的观点和主张。但大多数人意识不到自己的局限性，往往认为自己正确，别人错误，彼此争论，不可能达到一致的结论，也不能认定某一方完全正确或错误。

接受这个前提，就意味着从一个更高的出发点看事物。所有的观点都是相对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事情在不断变化中，有许多方面。“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以制造一张桌子为例，从桌子的角度看，这是建造；从树的角度看，这是破坏。建造也好，破坏也好，都是从有限的角度看它，如果从道的角度看，则建造和破坏都是相对的，都没有绝对的意义，因此无成也无毁。圣人忘了事物的一切区别，他生活在混沌的“一”中。

神秘主义的方法论

圣人需要超越并忘记事物之间的界限，如何做到呢？这就要“弃智”，这正是道家为达到“内圣”所采取的途径。知识的使命就是区别万物，弃绝知识，就是要弃绝这些区别，圣人拥有的知识是更高层次的知识，“无知之知”。在庄子看来，成圣之道需要摒弃知识。但是，“无知之知”和“无知”是两码事。“无知”是人的原初状态，而“无知之知”则是人经过“有知”而后达到的“无知”阶段。圣人用“忘”字来概括自己心灵修养的方法和体会。

十一、儒家的现实主义流派：荀子

荀子本名况，又号荀卿，赵国人，先秦儒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荀子大概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位大思想家。在儒家学派中，荀子的思想与孟子正好针锋相对。

人的地位

荀子以“性恶论”怒怼孟子的“性善论”。表面看来，荀子对人性的评价很低，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的理论主旨是一切良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人创造的。价值来自文化，而文化恰恰是人的创造性成就。因此，在宇宙中，人和天地同等重要，正像他在《天论》中说的：“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之能参。”天地人构成宇宙的三个力量，各有其作用，人的作用就是运用天时地利，以创造自身文化。

荀子认为，人性应当受到教养，没有教养就不可能成善。在《性恶》篇，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生来就有贪图享受的欲望，但人又生来就有智性，使人可以成善。他认同孟子说的，人皆可以成尧舜，只不过理由不同，这实际上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道德的起源

人生来就有恶端，那么，善又从何而来呢？人怎么在道德上达到善？

荀子指出，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组织，没有社会组织中的合作与互相支持，人不可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为了使社会组织起来，人们就需要共同的行为准则，因此需要有礼。这一点和墨子的观点接近。另外，荀子还认为，人和禽兽不同，它们的父子、雌雄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人的道德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出于人的需要。

礼乐与逻辑

荀子从诗情意味上重新诠释礼乐，破解了人们对儒家表面矛盾的疑惑。祭祀不再是宗教意味的行动，而成为诗意的，葬礼的作用是向生者表明人生和死亡的意义，以悲痛和尊敬来送别死者，是隆重表示人的一生的完成。另外，荀子在逻辑和认识论上也有精彩的论述，他批判名家和后期墨家的逻辑诡辩，指责他们“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以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的谬误。

他认为，这些谬误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没有圣王。如果有圣王，圣王就会用它的权威统一大众的思想，引导人们走上正道，那时就不再需要争论和辩论。这事实上反映了动荡现实，让人们期待统一。

十二、韩非子与法家

西周封建社会的运转，依靠的是两项权利原则：礼和刑。如《礼记》所述，它们适用于不同的人群，“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法家社会背景

西周得以靠这两条原则运转，是因为那时社会的结构相对简单。天子、诸侯、大夫之间，有血缘和联姻关系联结，相互之间遵循着礼。管理由下级小贵族执行，靠刑罚迫使庶民服从。这种关系到后来逐渐削弱，贵族和庶民的分野开始模糊，各国为了战争都需要强化国家统治力量。孔子等人力求帮助君王解决问题，但他们的建议往往不能马上解决实际问题，得不到诸侯采纳。少数懂得现实政治的，被国王待如上宾，这便是法家的基础。法家不是主张法学，他们的主张，其实是一套组织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法家的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韩国皇室后裔，与李斯同拜荀子为师，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糅合了“势”，即权力与威势；“术”，即政治权术；“法”，即法律和规章制度。

中国人办事往往依循过去经验，传统思维对中国哲学有巨大影响。自孔子以来，多数哲学家都喜欢找古代权威来支持自己的学说，他们的历史观是，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在过去，而不是将来。法家是一个鲜明的例外。他们深深懂得，每个时代的变化，都有它不得不变的原因，因此只能现实地对待世界。他们认为，试图用老方法解决新问题，无异于守株待兔。这是革命性的观点。

治国之道

法家认为，新情况就要用新方法。治理国家，首先要制定法律，告诉百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法律颁布之后，君王必须监察百姓的行为，君王拥有权势，可以惩罚违法的人，奖赏守法的人。君王统治百姓，靠的是法律和威势，他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或品德。同时，君王不用事必躬亲，只要他有驾驭人的权术，物色到适当的人去为统治者办事。君王只需掌握赏罚“二柄”，就可以统治官员和百姓。

十三、儒家的形而上学

《易经》本来是一本占卜的书，后来儒家赋予它宇宙论、形而上学的意义，并且从宇宙论联系到伦理，进行阐释，这就是《易经》之后的《易传》。

事物之“理”

《易传》中的“道”的观念，和道家的“道”的观念是不同的。道家的“道”的观念是无名、不可名状的。在《易传》中道是可以名状的，是“多”，是统辖宇宙万物中每类事物的个别的“理”。

万物生成、变易之“道”

除了各类事物自身各自的 “道”，万物又有其共同，统摄万物生成变化的“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万物生成需要阴、阳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宇宙以生成万物作为它的最大成就，所以说“天地之大德曰生。”

《易传》强调的一点是：宇宙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这样的演化过程中，每一事物都处于向自我否定的运动，永不穷尽。

“中”与“和”

“中”的真正含义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中庸》第1章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晏婴曾经分析过“和”与“同”的区别：“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这些调料合在一起，产生一种新的味道。“同”则如以开水做调料，不引进任何新的味道，单调一致。

“庸”与“常”

在《中庸》里，庸的意思就是“普通”和“寻常”。吃饭喝水如此寻常，但又如此重要。《中庸》第4章说：“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也。”虽然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同程度上遵循“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充分认识这个事实，精神文化的作用就是使人们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

“明”与“诚”

在《中庸》里，至善被称为“诚”，和“明”是连在一起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这就是说，人如果真正懂得了普通、寻常生活中吃喝、人际的重要意义，他就已经是一个圣人了。一个人如果把他所领会的都付诸实践，他也就是圣人了，也就能够与天地同参，达到完美了。

十四、治国平天下的主张

《大学》第一章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段话，被称为《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归结到一点，“三纲领”就是一纲领：在明明德。“亲民”是“明明德”的途径，“止于至善”是“明明德”的终极完成。“八条目”也可以归结为一条，就是“修身”。“明明德”和“修身”是一回事。《大学》是着眼于世界的治理和和平来考虑问题的，人若不能帮别人达成完美，自己也就不可能达到完美。

结语

哲学是对人生有系统的反思，诸子百家的经典，更是中华民族智慧的辉煌结晶。于小处着眼，学习它，可用以应对、破解人生的诸多苦难，在社会迅速变迁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节奏。于大处着眼，先贤们绞尽脑汁，为国家，为人类社会，思考并设计了几乎所有可能的出路，掌握它，也是经邦济世之志，实现民族、国家复兴的必要储备。学习这本书，我们无疑会在中国哲学与经典的进一步探索上，拥有更多的底气和自信。

胡适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 (《胡适学术文集》，第8页）这是把哲学界定为探索人生终极问题的学问。胡适指出，人生的切要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胡适将其分为六种：一是宇宙论，探讨天地万物怎样来的；二是名学及知识论，探讨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三是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探讨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四是教育哲学，探讨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五是政治哲学，探讨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管理；六是宗教哲学，探讨人生的归宿问题。（同上，第9页）

既然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问题的学问，那么哲学史是什么呢？胡适指出，人生的种种切要问题， 自古以来经过了许多哲学家的研究。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胡适指出，哲学史也有不同种类，胡适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通史，第二类是专门史。专门史里又分类为四种：一是断代史，二是学派史，三 是个案史，四是问题史。（见《胡适学术文集》，第9-10页）

胡著把“历史的态度”运用于哲学史的研究，提出了历史主义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具体表现在他对哲学史目的的论述上。胡适认为，哲学史有三个目的：第一，“明变”，就是了解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第二，“求因”，即探寻哲学思想沿革变迁的原因；第三，“评判”，即对哲学史上各家学说的价值判断。胡适进一步指出：哲学史的研究要达到上述三个目的，还有一个根本的功夫要做，这就是“述学”，也就是整理与各哲学家相关的史料，揭示其学说的真面目。（同上，第14 页）在胡适看来，只有通过以上述学的根本功夫，才能达到哲学史的三个目的，真正贯彻“历史的 态度”。

胡著在对哲学家、哲学派别、哲学著作的论述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他们的哲学思想。胡适认为，中国哲学的始祖是老子，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天道观念，这个道超出天地万物之外，生于天地 万物之先，又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同上，第43-44页）胡适还阐释了老子的无为、无名以及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等思想。胡适认为，孔子的“正名主义”是中国名学的始祖，而“一以贯之”和 “举一反三”等是孔子的哲学方法。（同上，第121 -122页）胡适十分重视《墨经》，称之为《墨辩》的知识论（“知”）和逻辑学（“辩”），认为这是中国哲学能够与西方近代哲学接轨的宝贵资源。 在“知”论上，胡适认为《墨经》强调了三点•.一是“所以知”的官能，二是由外物发生的感觉， 三是“心”的作用，三者结合才会产生“知”。（同上，第133页）《墨经》还把知识分为三类：一 是别人传授的“闻知”，二是由推论得出的“说知”，三是通过自己亲身经历获得的“亲知”。（同上，第135页）在“辩”论中，胡适阐释了《墨经》“辩”的六个目的、七种方法、八类有价值的 资料等。（同上，第139 -154页）与对待墨家的态度一样，胡适认为名家也是中国哲学能够与西方近代哲学接轨的宝贵资源。惠施“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主张是一种极端的兼爱主义，他是一个科学的哲学家，曾作“万物说”，说明“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所以他的兼爱主义别有科学一哲学的根据。（同上，第161页）胡适解释了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离坚白” “指物论”，认为其学说是一种“正名”的名学。胡适是达尔文、赫胥黎生物进化论的推崇者，所以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注重生物进化思想的研究。他认为惠施、公孙龙等人曾研究过生物进化问题，如 “卵有毛”“丁子有尾”“犬可以为羊”等。而庄子哲学的起点就是万物变迁问题，他把生物进化的原因归结为“自化”，提出“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的观点，是说“万物本来同是一类，后来 才变成了各种‘不同形’的物类……这些物类都是一代一代进化出来的”。（《胡适学术文集》，第 178页)庄子的进化论强调的是被动适应，不去理会更为重要的自动适应，这是其缺失所在。胡适还探讨了庄子的名学和人生哲学。总括庄子的学说就是一个“出世主义”，“他虽与世俗处，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为友’。中国古代的出世派哲学至庄子始完全成立。”（同上，第175页）胡适认为，《中庸》《大学》出现以后，儒家开始从“外务的儒学”进入 到“内观的儒学”，关注到了心性问题。（见同上，第194页）荀子哲学探讨的问题很丰富，其天道观是针对庄子的，其人性论是针对孟子的，其名学体现出儒家名学观向法家名学观的过渡，荀子尤其重视心的状态和作用的研究等。（同上，第213、219、222页）韩非的哲学注重历史进化，故其法治理念也是进化的。“韩非的学说最重实验，他以为一切言行都该用‘功用’作试验”，是一种“极端 的功用主义”。（《胡适学术文集》，第257-258页）

总之，哲学虽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但也有相对稳定的内容，就胡著中所阐释的哲学家的思想而言，涉及到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逻辑学、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多方面的问题，是一部有哲学的中国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