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呱呱坠地到新婚分家，我在老院住了二十二年，是在爷爷奶奶北屋的大炕铺上长大的。
老屋的漫长光阴里，梦境与遐思常常织成诗一般朦胧的意境。
那时我常望向东方和东南。东方小巷尽头，随风飘来汽车的鸣笛和学堂清脆的铃声，晨曦与薄暮中，总能看见一轮红日，或清夜里如飞天宝镜的月亮。日月都从东方升起，仿佛所有的向往都指向那里。走出巷口，过走学堂，还有更远的高中、公社，和那条连着柏油路的未知世界。可我不敢把想象伸得太远，只肯把自己关在从家到小学的小小天地里——仿佛这样，那份美好就不会被打破，不会被惊扰。
东南方向，是村中心的合作社和大队部，像一块孕育美好的土壤。我总觉得那里藏着童话，有吃不完的零食、玩不尽的稀奇东西，装着我童年全部的奢望。
夏夜月华如水，小院寂静敞亮，树叶的影子淡淡落在窗纸上。年幼的我，脑子里竟已有了几分《春江花月夜》的意趣。后来读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才惊觉那熟悉的场景，早已在诗里来过一遍。
冬日暖阳明晃晃地铺在黄土地上，北风卷着尘土掠过孤寂的院墙。我仰头望着邻家那棵粗壮椿树上的巢穴，盼着野雀那一声啼叫。光秃秃的枝干横在蓝天里，像一幅工笔画，就那样定格在我小小的心里，也定格在那个冬天的天空。
老屋给我的，不只是缥缈的梦，更有鲜活的画面与真实。
院中央曾有一棵泡桐，是我三岁那年爷爷亲手栽下的。它长得飞快，几天就蹿到三尺高，只是树干上有个弯结。爷爷笃定地说截断就会长直，一钢铣铲平，果然不久又挺起身，在我们的浇灌下日夜疯长，直到高过屋顶。夏天，树下摆开早饭的小桌，红豆汤、馍馍、几样家常菜，一家八口，相濡以沫，其乐融融。
受爷爷启发，我也从地里移来一棵桑树，盼着将来能吃上玛瑙般紫红的甜果。大人们并不忌讳“桑”与“丧”同音，大概那时，“牛鬼蛇神”都已被打倒了吧。那棵种在南墙红薯窖旁的树，在大人小孩的照看下慢慢长大，起初只结半边干瘪的果，后来一年比一年好，终于挂满一树繁星似的紫红。
西北角，北房与西厢房屋檐交接的筒槽下，是夕阳西斜后的乘凉处。奶奶常在那儿做家务，顺手给我们做弹弓皮条、补衣裳。北房门口的脸盆里，冬天总是盛满热腾腾的肥皂水，爷爷用长满老茧的手搓着我的手背。他说，烫一烫、抹上油脂，手才不长冻疮——别家的孩子，手指常常裂着口子，又红又肿。
三分多的小院，挤得满满当当。猪圈里一次养一对，从十几斤的小猪喂到二百斤交上去，换过多少茬早已记不清，只记得每次提着两桶食出门，回来时总是空的。院里也少不了鸡，虽然没有打鸣的公鸡，下蛋的母鸡却总有好几只。它们认得家门，认得人，早上放出去，傍晚自己回来，有时走出院门，在巷子里一唤，也会扑棱着翅膀跑回。
我的童年快乐而丰盈。学校发过一只大白公兔，我四季弄草喂它，冬天甚至给它馒头。它陪了我一年，长到八斤重，最后被爷爷装在筐里送到供销社，换了二十块钱。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日子可以这样一点点变好。
土地下放后，院里盖了南房，养过牛、驴、骡子。牲口进进出出，彻底驱散了院子的冷清。草料、花生秧、红薯藤、绿豆蔓散发出的气息，把空气熏得又暖又香，小家就这样一点点富足、饱满起来。
奶奶屋里的炕，几乎占了一间房。炕头边有个灯窑，一盏煤油灯，既照亮炕铺，也照亮灶台。整个冬天，我就窝在那宽大的炕上写作业、看书、听收音机。最爱的是下了自习剥花生，剥满一碗，爷爷就给两毛钱——那样的小财富，在当时简直不可思议。
秋冬清晨上学前，被窝里总捂着烤馍和烤红薯；放学回来，桌上永远有米汤、馒头和时令菜蔬。一年四季，一日三餐，都有爷爷奶奶守着。从没误过一顿饭，也没让我挨过半顿饿。
可我十六岁那年，爷爷突然病倒了，又突然地离开了。那是粮食满仓、白面管够的好日子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太年轻，还没来得及回报他半分，心里满是不舍与难过。
爷爷走后，我辍学去打工，老院渐渐远了，几个月才回去一趟。没有了家畜家禽，小院愈发安静。好在我和哥哥慢慢长大，要成家了。添丁进口的喜气，又让院子重新活泛了起来。
婚后我搬进了新家，从此告别老院。奶奶和父母仍住在那里，守着那方热土。父母在，家就在。我一直觉得，那里是我生命的底色，是我亘古不变的乡愁与执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