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重男轻女”，这个原本应该随着旧社会的结束被尘封的词。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它确实应该被忘记，因为它不属于这个时代。但是在我心里它却很清晰，似乎是刻进了我生命的年轮。

故事的开始其实是美好的，我出生在一个偏远祥和的山村，是家中长女。爸爸希望一胎生女儿，如愿后，给我取了一个从小到大会被夸好听的名字。那时的爸爸工作稳定，妈妈经常带着年幼的我去父亲单位小住（那个年代叫“进城”）。第二胎，父亲希望是个儿子，甚至早早把名字想好了，用他的说法就是：这样才算是对祖上有个交代。其实我大伯家已经有两个堂兄了，与其说交代，不如说是那个年代独有的虚荣心吧。我两岁不到，上天送给我一个妹妹。从那时候起，我们母女三承担了爸爸因为愿望落空而随之而来的坏情绪。

上进的爸爸开始通宵打牌，夜不归宿，留下妈妈一人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妹妹出生多日，却不愿意给她重新取个女孩子的名字；我妈被打，连哭闹还手的勇气都没有；虽然这都是从我妈和老一辈嘴里听到的，但我深信不疑，因为这就是我爸。

后来，弟弟出生了，我开始很少看到爸爸了，用他的话说就是：看到人生的希望，得勒紧裤腰带替我弟弟奔。家里只剩下我妈带着三个孩子，养着一头猪（春节前要杀的年猪），10只鸡，种着大队按一家五口分下来的田，地。我每天上学路过那些稻田，不解：为什么春种，秋收我们家总要比别人家晚一步。全村的秧都插完了，我们家才开始，全村的稻都割完了，我们家才割。那时候我还真傻傻的问过，只是我妈从没回答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禾苗是不会自己插到犁好的水稻田，成熟的水稻也不会自己收割，打捆，到晒稻场。总要等到叔父家忙完，才有人对这一家妇孺伸出援助之手。

那时的生活，对拖着三个拖油瓶的妈妈来说，肯定是绝望的吧。我妈读过小学，写字很棒，但是教育我们的方式却很简单粗暴：打。无论大事，小事，打破一个碗，弄丢一毛钱，说错一句话，都会招来一顿打。年幼的我，还经常拿这事在亲戚调侃，说自己：挨过得打比吃过的饭还多。估计这也是导致我长大后喜欢动手打人的直接原因。男友犯一点小错，必须要煽他两个耳光才能泄愤。打你是因为你犯错，像极了我妈那时候边打嘴上边说：“不听话就往死里打。”那时候的我不懂自己的暴力基因从何而来，不懂打人是不对的，更不懂一个男人再喜欢你，也不能容忍你撕碎他的尊严丢在地上踩。

十岁那年，因为种种原因，举家搬到武汉。如果用一个词形容刚到陌生城市的我，那”怯懦“最合适不过了。不敢大声说话，上课迟到不敢进教室，怕排队时间太长错过上课铃而不敢上洗手间，上课老师提的问题再懂也不会举手回答，对于自由座位的比如音乐课，电脑课，永远都只坐最后一排。

尽量避免和同学有课下课外的私交，我怕他们邀请一起去租书，买奶茶，和她们去A同学家写作业或者去B同学家一起听家教课。因为我一定会拒绝，我要买菜回家，生蜂窝煤炉，煮饭，烧好一家人的洗澡水，我妹妹则负责洗全家人的衣服和饭后洗碗。我们分工明确，彼此心照不宣，从小这种相依相偎让我们姐妹在彼此此后的生命中的分量十分厚重。

故事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后来，家庭遭变，我辍学了。过早踏入社会，但无论世间人情如何薄凉，我都没有放弃过自己。初入社会在酒店当服务员，除了上菜收桌子，我刻意学习和模仿销售员向客人推销高档酒水和高档菜肴，吸收她们的推销技巧。

后来改行做销售，闲暇之余，报了成人自考，学营销，学顾客心理学，学人际交往，语言技巧，数据统计，销售分析，开始带领小团队冲刺任务。几年下来，成大毕业了，人也倦了。出现了瓶颈期，只找了份简单的行政工作打发时间！年纪一年比一年大，我成了家里的烫手山芋，亲戚眼里的大难题。七大姑八大姨永远都在为我操心，只要适婚年龄没有残疾的，我爸妈都会软硬兼施逼我去相亲。每次相亲告吹都会招来众人的一顿指责，我和家人的距离也因此渐行渐远...

当全世界都不理解你的时候，是妥协还是选择坚持？我选择后者，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犯方向上的错误，当然我也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从未放弃学习，人生却陷入被动局面？

因为我从来没有停下脚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从没有真正关心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学销售是为了不做一名简单的服务员，学营销和数据处理是为了不做一名简单的销售员。仅仅是为了解决眼前短期的困境而去做出的改变。我自认为没有受到家庭影响，实际上那种“女人就是种子命”（原句是：女人就是种子命，男人就是土地，土地肥沃则花娇，土地贫瘠则花败）言论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使我的思想就像一个裹了足的女人，局促，笨拙，保守。

认识到问题点后，往往解决问题就变得简单。我用一年的时间从行政转到美编，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就像喜欢自己的人生那样。我想对自己说：就算全世界都认为你不幸福，只要自己觉得自己幸福，那便是真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