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离开复旦。在过去的一年多时光里,复旦以一种宽容的方式给我这个赖在象牙塔不愿意离开的人一种蔽护,从生活到心理。我可以享有光草以及它提供的闲暇午后;因为“本北高速”,所以11点还能欢腾夜跑;图书馆给懒惰提供自习的理由;食堂则成为脱离了周一到周五的外卖不会饿肚子的去处。而宿舍的朋友则是每晚下班最sweet的存在,于我每晚有人闲聊是一件多么重要而开心的小事。哦,还有“大白”那只蠢猫,在我加班回家时都在同一个地方高冷地蜷着等我过去say hi。大多时候我还是一个半踏入社会的状态,在外面的世界受了挫,一缩头,没事,还有这种假装在大学的身份蔽护着,不爽了还有大学路上的酒吧候着,好像时间很多,有的是资本试错,没有房租工资妥妥够用,不紧不慢,反正还有这个乌托邦给我最后的倚护。
搬出来第一晚就失眠了,我希望我是林夕夸的那种对生活有钝感的人,但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还是在斯洛文尼亚那个面对陌生和未知半夜起来哭泣的20岁姑娘,没长进啊。
我有些恐慌,恐慌于工作的前路,异地恋一个人独处的艰难,以及恐慌每个年轻人所恐慌的未知。我得开始记账,计算着房租,在超市买东西计算着金额,看着银行卡的数字陡减,原来金钱一直都默不作声地冷眼旁观着。看着2600租金的房间觉得也还挺好,但一旦辞职后,是否还能一个人经济独立呢?第一次真正感到工作给予我金钱的重要性。室友不认识,隔壁是夜场工作,会半夜回家,凌晨会被开门声吵醒。周围晚上很空阔,10点后街上便没了人影。我担心寂寞,担心这种情况下我会对感情诉求更多,也许对方一个没接电话就会让我神经质地发火。
搬家从物理上来看只是三坨质量庞大的行李的空间转移,而它对我更像一个仪式,一个真正脱离乌托邦的仪式,意味着一个人独自开始赤裸裸地面对社会,抵抗的是最真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