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在伦敦的一次空袭中，我负伤进了医院。住了不久，便出院并且复员了。我的军人生涯这样草草结束，实在暗淡无光。当时，我一方面为自己的遭遇灰心丧气，另一方面又为战争的转折忧心忡忡。唯引以为幸运的是，恰在其间我尝到了那种生活中令人神往魂销的甜情蜜意。

　　一天深夜，我给一个朋友挂电话，拨了几次号码都未挂通。后来不知怎的，跟一位女士的电话串了线。她也在挂电话。只听她跟电话员说：“我的电话是格拉斯文诺8829，要的是哈姆斯戴德，而您却给接到一个叫福莱科斯曼的人的电话上了。这个可怜的人，他压根就不愿跟我说话。”

　　“噢，不，我倒没什么不愿意的。”我插话说，我之所以冒昧搭话，是因为我真有点喜欢她的嗓音。那声音既柔和又清脆，伴随电波的起伏，更显其银铃般的韵律。对我鲁莽的插话，她没有生气，而是友好相待。于是彼此说了些对不起之类的话，便放下了电话。一两分钟后，我又重新挂起自己的电话来。这次，天晓得为什么，又跟她的电话串上了。这使我迷惑不解，须知她的电话号码跟我要的那个并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看来我们的电话命中注定要串到一起了。我们索性谈了起来，而且一谈就是20分钟。“顺便问一下，你怎么这么晚还给朋友打电话呢?”她问道，我把原因告诉她，不过现在我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是什么了。“那么您呢?”我问她。她解释说，年迈的母亲睡眠不好，为了给母亲解闷儿，她经常夜里用电话跟母亲攀谈。接着我们的话题转到彼此正在读的书，当然也谈到了战争。最后我说，好多年没有这样痛痛快快地跟朋友谈话了。

　　“真有意思，是吗?不过，我想我们该告一段落了。”她说。“好吧，晚安，祝你做个好梦。”

　　第二天，我整天思绪起伏不安。时而想起我们对话的内容，时而回味起流露在她言谈话语中的那种自然优雅、聪慧睿智。尤其她的热情洋溢以及逗人的诙谐感，一使我为之倾倒。想着想着，耳际回荡起她的声音。那韵律抑扬顿挫，别有一种风格，具有迷人的勉力，却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

　　那天晚上，我手捧本书躺在床上，眼睛直愣愣地，怎么也看不下去。辗转到了子夜时分，格拉斯文诺8829这个号码，挑逗似地不时在我眼前闪现。我终于不能自持，便从床上爬起来，用颤栗的手指拔起了电话，接着传来电话的铃声。对方随即拿起电话筒：“喂，你好!”

　　“是我，”我有些紧张，说：“我一定让您讨厌了。是这样，我们能不能接着昨天再谈谈呢?”她未置可否，却欣然打开了话匣子。内容是接她上次那篇关于巴尔扎克《贝姨》一书妙趣横生的评论。不过片刻，我们就又谈笑风生滔滔不绝地谈起来，好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这次我们谈了足足45分钟。因为时间是晚上，彼此又未通姓名，这样便完全消除了男女初次相识那种传统的拘谨和羞涩感。她的言谈风度更加使我神往，我不禁提出要与她认识，互相做个自我介绍。她却断然拒绝，说那样会把一切都弄糟的。在我再三要求下，她做的淮一让步是把我的电话号码记下来。

　　最后她答应我，等到战争结束，彼此就把身份公开。从言谈中，我支支节节地得知，她当年36岁，17岁时嫁给一个脾气暴躁的男人，现已离婚多年，这个不成功的婚姻的唯一的纪念是她18岁的儿子，不久前，在一次空战中被打死了。可是在她的言谈话语中好像儿子还活着，有一次她把儿子描述得像朝霞一样英俊，又有一次她说儿子长得几乎跟她一模一样。无形中，她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清晰地勾画出来，而且始终不变。我对她说，她的容貌据我想像一定非常漂亮，她只是轻声笑了一下，说：“怎么知道的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变得互相依恋起来，而且已经达到无所不谈的程度。我们的每次谈话都很投机，在大多数问题上，包括对战争形势的看法，我们都所见略同。不少事，我是从她的谈话中得到启发，获得力量的。后来，我们又决定看同样的书，以便相互交流。我们都在伦敦图书馆借阅图书，彼此许下诺言，绝不到图书馆管理员那儿查询对方的姓名。这样，我们的友情愈深，心心相印，却不知对方何人。久而久之，语言的交流几乎成为习惯，只要在伦敦，不管天有多晚，便没有一夜不通话的。如果我偶尔外出度假，过后她必抱怨“几乎寂寞得彻夜不眠。”

　　有一回通话时，我感情激动起来，达到非见她不可的程度，便一次又一次地威胁她要立即跳上汽车，找到她的住处。但她却毫不相让——说，倘若见面后发现对方并不像想像得那样可爱，她会心碎欲绝的。我们虽相隔不见，却彼此时刻感觉着对方的存在，关心着对方的生死冷暖。每次空袭结束，我总要挂电话询问她是否安然无恙。这使她很高兴。同时我也发现，只要她得知我们切尔西方面有空袭，她也必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

　　在那12个月里，我感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内心的充实。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当时岁月虽然艰辛严峻，我们的爱情之花却别有一种脱俗圣洁的意味。它含苞丰满，却坚守不放。而这一点，我们是得到了补偿的：这爱情的航船，完全免除了暗礁与浅滩的威胁，因为往往正是感情放纵的急流使爱情的航船偏离航程而触礁、搁浅。这样看来，我们感情的航船是没有理由不在这风平浪静的航程上永远向前的。更何况，纯粹语言的倾述比眼睛的注视和手的抚摸所表达的感情更为真切，有力，持久。

　　然而，命运的打击来得那样突然。一天夜里，我从乡下赶回伦敦。进屋后脚未站稳便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这次我听到的既不是清晰、稳健的铃声，也不是嘀嘀作响的占线讯号，而是一种沉长的、令人揪心的鸣叫。直到现在，每当我听到类似的声音，还无不觉得头晕目眩。那种声音意味着电话线路发生了故障或者电话本身已经不复存在。

　　次日，回答我的仍是那种声音，隔日亦然。我向电话局发出询问，恳求他们帮助我查找格拉斯文诺8829的地址。这对电话局来说或许也要费些周折的，我知道她没登记地址，目的是避免她的前夫的不受欢迎的关照。

　　因此，每次询问，电话局总是说无可奉告。也说不定他们以为，连电话用户的姓名都不知道，却死乞白赖地询问人家的地址，其中不是有点蹊跷吗?后来总算遇到一位助人为乐的女电话员，同意把电话地址告诉我。“没有什么不能告诉你的。”她说，“我们随时可能被炸弹送上西天。您干嘛那么着急呢?其实您问的那所房子，三天前已经被炸平了。现在我可以把地址连同姓名一起告诉您。”

　　“不，不!”我大声喊道，这声音似乎伴有突来的霹雳，使对方戛然而止。接着是很长的沉默。我终于接着说道，“您还是别告诉我吧，我宁愿什么也不知道，谢谢。”说完，便挂上了电话。